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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需要精细化

　　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口号，更不是标签，必须要有标准，做到“可核查、不可逆”。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文化体制改革中难度最大的。借鉴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就专门为转制确定了具体标准：一是要摘掉事业的帽子，包括注销事业法人、核销事业编制；二是要像真正的企业，包括完成工商登记注册、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企业社会保险。文化体制改革10年，全国注销事业法人近7000个、核销事业编制近30万。在文化体制改革初期，确实曾有人对改革“动真格”产生某种怀疑，甚至有人预测这次改革会“雷声大雨点小”。看到这两个数字，大家都认同一个观点：文化体制改革是真改，绝不是花拳绣腿。个别地方为解决社会保障衔接，采取“留壳”（保留事业法人）或“造壳”（设立新的事业单位），发现后很快被制止。

　　文化体制改革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在操作上特别需要精细化，切不可概念化，更不能“拍脑袋”。文化体制改革10年，没有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操作上的精细化。文化体制改革不允许走减员增效之路，倡导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消化富余人员；不允许一个人下岗，鼓励通过转岗实现再就业；不允许买断工龄，倡导妥善接续社保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要有资金作后盾，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允许在经评估以后的净资产当中提留一部分，二是在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三是上述两个来源不足时再由财政补齐。

　　退休待遇差是文化体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2009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启动前，中宣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一起与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保局商谈养老保险移交北京市，最后出台了专门政策文件。但在改革启动时，部分出版社社长仍担忧退休待遇差没办法解决。要打消这一顾虑，最好的办法就是算细帐。经过测算一家出版社五年内退休的16个人，结果大大出乎预料，颠覆了许多人的传统概念：其中15个人按企业领取的养老金，要比按事业单位领取的退休金要高。北京市企业养老金水平是全国最高的，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妥善解决了退休待遇差，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都能效仿。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政策上作出制度安排：首先在五年过渡期里加发补贴，事业比企业高出的部分，按“97531”的比例补贴；其次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过去暗补的部分翻明，合理的部分计入缴费工资基数，从源头上解决退休待遇差；第三是建立企业年金，个人缴一块、单位补一块，进行市场化运作。如果上述办法仍然不能解决退休待遇差，最后采取单位补差，用当期管理费用支付。

　　改革全面深化需寻求新的突破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之前，文化体制改革要基本完成既定的阶段性任务，有人却误以为文化体制改革划上了“句号”。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上，新一届党中央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指向明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此做出了全面部署。

　　改革就像“接力赛”，应当保持连续性。文化体制改革10年，走出了一条黄金赌城娱乐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大胆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不能“摇摆”，更不能走“回头路”。比如新闻单位改革，改革的路径已经很明确，即党报党刊要将其印刷、广告、发行等经营性部分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将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社整体转制为企业；电台电视台要推动制播分离改革，先把广播剧、电视剧制作机构转制为企业，推动非新闻类节目制作逐步实现社会化；重点新闻网站和非时政类报刊社都要整体转制为企业。这些改革任务，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推动，有的刚刚破题。新闻单位改革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要内容，不存在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按既定方向何时完成改革的问题。

　　改革需要战略、需要规划，以确定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也需要战术、需要策略，以确定改革的推进方式方法。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自上而下、以行政推动为主，这是过去1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随着国有文化单位的分类改革基本完成，特别是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如何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加快公司制改造，是改革全面深化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国有文化企业要深化改革，核心是产权改革，这就决定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从过去以行政推动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要发挥推动作用。国有文化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难点在于出资人制度与主管主办制度相衔接，基本途径是推动政资分离、政企分开和管办分开，使国有文化企业从原来的行政附属物，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就决定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从过去的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即国有文化企业深化改革，不仅呼唤出资人到位、尽职，而且“倒逼”主管主办部门彻底转变职能，从原来的“管脚下”转变为“管天下”。

　　改革是寻求共识的过程，共识越多、改革阻力越小，反过来说，当改革被搁置，根子就在思想观念上。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看待市场和阵地的关系。如果把二者统一起来，认识到占领市场就是巩固和扩大阵地，改革的力度就会加大、步伐就会加快；反之，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把市场视为“异己力量”，改革就会“裹足不前”。二是如何看待资本和导向的关系。如果把二者统一起来，认识到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决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对非公有资本的引导力影响对导向的把控力，改革的空间就会增大，改革的成效就会明显；反之，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把资本当成导向不正确的“罪魁祸首”，改革就会“畏手畏脚”。三是如何对待企业和事业单位。如果认为文化企业不好管理，只有文化事业单位才可靠，改革就一定会走“回头路”，文化体制改革10年的成果就会丧失殆尽。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认识，不仅制约改革全面深化的进程，而且影响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重构。文化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作者为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兼任中央文资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