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法院来了个执行现场直播“突袭”后，两个被执行人终于“拿出了诚意”——一家公司在其总经理被司法拘留后，主动就全部13起执行案件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另一家公司承诺拿出员工安置方案，给出融资和破产的最终期限。

　　这与1个多月前实行的强制执行密不可分。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举办第六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两个被执行人共123起执行案件的强制执行进行现场直播。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法院执行工作，这在法院系统还是首次。

　　“强制执行，是因为失信企业不存在执行不能。”该案执行法官、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李金雷说，“法院也在给被执行人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执行不会搁置不管，企业不能心存侥幸。”

　　两被执行人均称“无财产”

　　2017年2月4日至2018年5月3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以北京华普联合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超市）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共110件，债权总计4990余万元，涉及买卖、承揽、租赁、员工工资等纠纷。其中员工工资16件，欠薪共68万元。其间，华普超市未履行任何义务。

　　华普超市自行申报无财产，资不抵债，总债务1.4亿余元。不过，经法院调查，华普超市外租区年租金收入约2000余万元。

　　鉴于华普超市未履行任何债务，未如实申报财产，不配合法院工作，朝阳法院将该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法定代表人限制高消费。“措施是采取了，但这并没有触及企业的痛点。”李金雷说。

　　在另一起以华普国际大厦（以下简称华普大厦）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也存在虚报财产的情况。

　　该案涉及13起案件、债权1096万余元。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该公司报告称“存款32003.65元、经营亏损3434万余元、国有土地使用权9600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有抵押、无产权），无其他财产收益”，表示不履行判决是因为“房地产没有产权证，大部分业主不缴纳物业费用，基本等于没有租金收入”。

　　13起案件的1096万余元债权，华普大厦仅支付众债权人80万元。申请人代理人向法院反映，华普大厦履行债务态度消极，每月去找华普大厦一次，都是华普大厦关联企业华普物业公司接待，而且隔几个月才给10万元，尚不足利息。

　　设置多种障碍

　　法院在与华普大厦总经理曹某谈话时，曹某称公司办公地在华普大厦7层。但是，法官接到申请执行人反映的线索，称华普大厦办公场所实际上位于大厦17层，与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案外人、关联公司）合处办公，财务、人员混同。另外，华普大厦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所留公司及个人快件送达地址均为华普大厦17层，法定代表人郭某也在17层办公。

　　同一座大厦，7层与17层，存在什么联系？

　　“这也是我们执行中经常遇到的难点，即企业混同经营。”李金雷说。

　　李金雷介绍，有些企业一开始就存有混同经营以规避执行的目的。“比如，同一地点注册或者经营多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套人马多个牌子。我们去执行的时候，被执行人是‘某互通公司’，但到公司地点以后，发现挂牌的可能是‘某影视’‘某文化’等公司，对方可能把公司所有材料隐匿或者转移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后来重新成立公司。比如原来是A公司，在诉讼或者仲裁期间，再重新注册一个公司，还是原班人马，但公司名字已经变成B公司了。”李金雷说。

　　在17层，法官找到了郭某。不过，郭某表示，他只是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实际职务是司机。“老总让我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后，每月给我加薪1000元，自己对公司的经营和运转情况不了解。”郭某说。

　　“变换公司主要负责人，是规避执行的常见手段。”李金雷指出，法律明确规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除了法定代表人，公司主要负责人等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认定主要负责人这个过程就很困难，需要财务、人事任命、员工证言等诸多证据来证实。

　　最后，法院通过调取社保档案，查阅工商档案，并且对华普大厦17层进行了搜查，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最终确认该地就是华普大厦实际办公地。

　　因华普大厦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该公司总经理曹某在执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法院当日决定依法对其司法拘留15日。

　　“企业讲诚信，法院也会给机会”

　　在曹某被司法拘留后，该公司主动就全部13起执行案件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次日给付了60万元，和解协议约定后续每年给付200余万元，最后一期给付期限是2020年。

　　另一起执行案件——华普超市执行案也有了最新进展：超市委任了新的负责人，承诺将在1个月内拿出员工安置方案，5个月内完成融资，如果5个月期满融资失败，将依法申请破产。另外，华普超市外租区租金冻结后，每月将有100余万元的租金汇入法院账户，法院会发还给申请执行人。

　　“企业要做大做强，诚信是最基本的。不诚信，短期内可能会盈利，但肯定走不远。”参与了多起执行案件，李金雷对此深有感触，“企业讲诚信，法院也会给机会。比如这次的执行案件中，如果企业一开始能如实申报财产，坦诚说明自己的困难，法院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一起制订方案，帮助企业做供货商或者员工的思想工作。”

　　李金雷还告诉记者，当前法院查人找物的手段已经很丰富了，但仍有一些困难，比如一些动产的查询还没有实现联动。

　　“老百姓以为法院就跟侦查机关一样，但我们的权力是建立在其他部门协助之上的。”李金雷说，“一方面，我们呼吁执行的信息化建设；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信用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