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赌城娱乐的一切变化，离不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广州住房条件的改善，同样来源于改革开放的这一缕春风。也是从那时起，广州的城市建设加快，住宅建设发生了根本变化，居民住宅从低层向多层和多功能方向发展，居住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从1950年到1988年底，广州全市房屋总建筑面积共增加了5443.94万平方米，为1949年解放时房屋总面积的4.42倍。其中住宅面积增加2685.78万平方米，为解放时住宅总面积的3.44倍。人均住宅面积从1949年的4.5平方米增加到1988年的7.29平方米，一般的家庭都住进了单位公房。

　　然而，在人人排队等着房子的年代，分房成为一件特别为难的事情，按级别、按工作年限、按家庭住房困难程度、按关系……有要房者为了房子早结婚，有分房者为平衡关系牺牲自己……

　　口述：单位建房、福利分房时代 

　　新黄金赌城娱乐成立后的二三十年中，新生的孩子都长大了，孩子又生了孩子，而且基本都是五六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回城了，开始结婚生子；运动中被赶走的“走资派”、“右派”也陆续回来了，拖儿带女……挤在拥挤的城市中，大家最大的梦想是住进宽敞一点的房里。在当年，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是单位。

　　古志英，广州某大型国企老总，当年分管经济工作，从1973年开始，“除了生产，我的主要精力就是抓住房，几乎把所有能搞到的钱都用来搞住房。”

　　盖房的第一笔钱，还是向当年的资本家借的28万。而职工们除了工作，下班之后纷纷加入盖房行列。终于，第一栋7层楼盖起来了，40多户职工住进了新房。

　　然而，住房远远不够。年轻人刚进单位的三四年住集体宿舍都没问题，但是五年后一般都结婚了，集体宿舍不行，怎么办？古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在单位的大礼堂中，中间留出一条小道，两边用木板隔出一个个12~16平方米的小单间，新婚的夫妇都被安置进了这些“婚房”。当年有二三十户新婚夫妇都在那里渡过了自己的蜜月时期。然而，薄薄的一块木板如何隔音，小两口要亲热的时候也是颇多不便。无奈之下，有些小两口是将音乐开得老大，而不少小孩可能就在这些音乐中诞生了。

　　为了尽早解决职工们的住房问题，古老是绞尽脑汁。单位大院的地皮用完了，平房成了高楼，他又到外面买旧厂房、旧宿舍。

　　到了1997年，他足足盖了18000平方米的住房，改善了500多户职工的住房问题，在这期间，有人搬了一次家，有人搬了两次甚至三次，从几户人挤在一起的筒子楼，搬进了小套间，到最后，不管职工、领导几乎都有了人均十多平方米的房子。

　　总体来说，在那个年代的原则是论资排辈，哪个人级别高、职务高，早到单位、早结婚，就早分到房，房子就大。

　　要房者个个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分房者也不容易，虽然一般情况下总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如何平衡各方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堵住员工的嘴，古老自己一直没有分房，5口人在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多年，一直守到最后一批单位房建设好，才拿到新房。

　　经过多年战乱，广州的房屋破坏严重，加上占有的不合理，新黄金赌城娱乐成立前广州全市12万多居民住在2万多间低矮、阴暗、破烂的小木屋和茅棚里。还有约1.5万户、约7万水上居民祖祖辈辈长期漂泊在珠江河面上的小艇中。

　　解放初期，国家的经济力量有限，不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住宅建设，只在旧工业区的周边和旧城区的边缘兴建一些简易平房。

　　很多内部设施都非常简单，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套间，父母睡客厅，儿女睡阁楼，那是平常的事。

　　那时还是英雄母亲的年代，人口增速大大快于住房建设的增速，广州的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从1949年一连下降了12年，人均居住面积从原本不宽敞的4.5平方米持续下降到2.76平方米的最低点。之后，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人均住宅面积开始缓慢回升，到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依然只有3.82平方米。

　　这期间，广州住房最大的变化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国家专门拨款1200万元，解决了5万水上居民到岸上安置。

　　口述：你是“厅长”我是“阁王” 

　　1945年出生的周汝铮对房子的最初记忆，是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砖瓦房。这是妈妈单位从民居那买来给员工住的房子，一家人挤住一间，单位每月从员工工资中扣除1元钱当房租。

　　那时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家里也没多余的家具，一块木板也就是一张床，家家户户都有“厅长”，家家户户都有“阁王”，日子也就这么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地过着。

　　1960年，15岁的周汝铮参加了工作，在一家氮肥厂做学徒。他终于离开了拥挤的家，住进了集体宿舍，在远离父母的地方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这间10来平方米的宿舍中住着4个人，和现在中学生住宿条件差不多。因为都是年轻人，生活起居会更加方便，“条件比起家里，已经好很多了。”

　　1968年，23岁的周汝铮要成家了。母亲托朋友帮他找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也是几家人共用厨房，没有独立的厕所，上厕所的话要走10分钟的路程，因此家家户户都备了马桶。这间房子以每个月2.8元的价格被周汝铮租下，这一住就是19年。

　　1949~1978

　　广州人均住宅面积仅有3平方米左右 

　　小小的一本房产证，承载着所有人的居住梦想。从薄薄的一张纸，到各式各样印着国徽的、具有防伪功能的红本本绿本本，唯一不变的是对家的期盼。新黄金赌城娱乐建立60年的风风雨雨中，广州从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三四平方米，到如今的二十平方米；从三家之口挤在七八平方米空间的“鸟笼”，到如今厨卫齐全的舒适套房；从一辈子的房客到名正言顺的房东；从论资排辈才能等上的公房，到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买卖的商品房；我们的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敞、越来越温馨。而今在万元房价时代，新一代年轻人一边做房东一边当房奴，沉重的债务和家庭的甜蜜相纠葛，让人既爱又恨。

　　1978~1988

　　　　在上世纪80年代前，人们很少有自己产权的房子。在解放初期，私人共有和一般市民所有的房屋，仅有337.37万平方米，占城市所有房屋的37.88%。之后，房屋几乎都是公产，除了以前的私产，市民们住房，一般都是住在单位的房子，每月只需支付低廉的租金。而有自己私产的市民，其祖屋也可能被安排入住好多家庭，并不能独享自己的住房。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房地产交易非常少。广州的房屋交易业务几度停办。直至1979年，广州才正式恢复“广州市房屋交易所”。

　　而整个市场的活跃，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商品房的兴起以及房改房的改革才真正兴盛起来的，也是广州从福利分房走向住宅商品化的一个过程。

　　1984年3月10日，广州首次接受私人购房登记，私人住房每平方米350元~500元。1989年1月，广州全面实施房改，规定当年建成的新房一律先卖后租，多卖少租，鼓励职工积极买房。东湖新村、江南新村、五羊新村等一个个小区建设起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再是一辈子的“房客”，有了自己的房产，也有了保障自己住房产权的房产证，成为真正的房子的主人。

　　口述：从房客岁月到房东年代 

　　1981年，全国第一个商品房广州东湖新村的兴建，轰动全国。当年的东湖新村出售非常严格，都要用港币。所以出售的对象都是要有港澳关系的，或者是香港的公司，还有就是国企购买给领导居住。首批150套房发售时1800人排队，一日售光。

　　林伯，作为国企的一名高层，1983年由单位出钱购买有幸分到东湖新村一套八九十平方米的三房。当他家从竹丝岗四十平方米的一个单间搬到那儿的时候，不知有多高兴。

　　当年的东湖新村是广州是最时髦的住宅小区，“除了东山的一些别墅，就轮到这里，其地位有点像今天的二沙岛。而里面居住的，可以说非富即贵，不少国企高层，还有很多歌星，都住在这里面。”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祈福等楼盘兴起，才渐渐被淹没。

　　真正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不是林伯住进东湖新村的那一刻。“刚开始还是单位宿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里出了2万多元取得了部分产权。但是一旦我们离开单位的话，还是要补交钱。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房改房改革，我们又交了部分钱之后，房子才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我们公家人也成了有产者。”

　　1998年，国家宣布1999年12月31日后停止福利分房。为了赶上末班车，广州市房管局上演了连续加班112小时的辉煌历史，开创全国行政机关对外通宵办公的最高纪录。

　　1999年福利分房最后一年，仅12月售房量就超过8万套，占全年售房总量52.4%。由于赶着结婚分房，广州越秀区男性初婚年龄急剧下降，从1995年的28岁下降为1998年的25岁。

　　至今来看，房改房是最抵的房子。2000年时，周汝铮买下自己居住了十几年的房改房，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不过8000多元。曾宝瑶老人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不过四万多元。然而，话虽如此，不过在当年月工资不过几百元、几乎没有存款的年代，大家都是节衣缩食、东拼西凑才买下了房子。

　　2003年开始

　　房价快速上升时期 

　　历史车轮正式进入了商品房年代。刚开始那几年，房子并不那么贵。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时代，那是广州买房最便宜的年代，一平方米两三千的房子比比皆是，手中只要有了五万元，便可以买房。然而，好景不长，从2003年开始，房价开始上扬，在2006年之前，还只是温和上扬，到了2006年之后，就犹如坐上了直升机，一直到2007年10月上涨到了最高峰11574元/平方米。而如今，虽然遭遇金融危机重创，房产市场却先于金融危机恢复，市中心新房价格早已跨越了当年的最高峰，一万五的价格比比皆是。

　　市场化的独轮车将一大部分的中低收入人群都远远抛在背后，以前是“做房奴难”，现在是“想当房奴都难”。于是，保障型住房政策重新浮出水面，廉租房、经适房还有限价房？

　　口述：想当房奴也难 

　　一个个房奴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房奴的典型的一代是“80后”和“70末”，他们的痛苦在于：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

　　如今广州全市一手房均价已经过万，在市中心一手房更是动辄过了一万五。如果以一个月薪三四千元的小白领来说，就是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也要三四个月才能买得起小小的一平方米。一般的小白领，想当房奴都不够格。

　　在住房商品化的年代，还有一块小小的保障房。1998年，国家就很清晰地提出，住房将分三部分进行建设，包括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府通过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帮助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他人群则进入商品房市场。

　　1998年，广州出台《广州市廉租房分配方案》，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率先开展双特困户住房解困工作。2009年8月，广州推出首批经适房。在2012年底前，广州将基本解决2008年住房调查中统计在册的77177户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对于“经适房不够穷”、“商品房不够富”的夹心阶层来说，2008年2月，广州推出首个限价房保利西子湾，然而僧多粥少，今年广州仅剩下200多套限价房，出现了5人抢一套的火爆场面，大部分符合条件的人也难以买到。

（责任编辑：施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