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惩戒”与“暴力”界限专家分析

　　虐童案件悲剧渊源何在

　　虎毒不食子，这句话说的是虎，但未必适用于人。

　　惨烈的案例一次次在敲打我们——未必每个人都可以享有为人父母的权利。

　　刑事立案侦查，是深圳虐童案件的最新进展。

　　多次掌掴、摔打、脚踢、扯头发，甚至用扫帚、塑料椅殴打。同时，还有一名疑似女童父亲的男子，也对女童掌掴、用扫帚抽打。

　　而彼时的亲生女儿或是在写作业，或是在吃饭。

　　2018年12月26日下午，江苏省惠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生母虐童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一年的亲生母亲，用缝衣针戳嘴、铁衣架殴打、喂粪便相威胁、扇耳光等方式“管教”女儿，纠正孩子的不良习惯。

　　曾经有人这样高呼，父母双亡，孩子自然国家抚养。可是，一旦监护人“丧心病狂”或“似人非人”，我们该怎么办？由谁提请剥夺其督导权？由谁提请剥夺其监护权？由谁甄别拍板：父母不良，道义出场？

　　是时候冷静思考悲剧的渊源了。

　　受害者或许无法真正远离的阴影

　　类似的家暴虐童案件，近年来不时有曝光。2018年3月，广西一女孩被父亲将双脚捆绑在摩托车尾部，头部朝下倒挂拖行，施暴者被法院以虐待罪判刑；7月，海南省万宁市一名女童疑遭父亲殴打致死，施暴者已经被警方抓获……

　　在深圳虐童案中，最令人愤慨的，或许是在镜头下，小女孩不管如何挨打，仍能默默爬起来写作业、吃饭，她的淡定与她所承受的暴力呈现鲜明对比，也成为一种无声的控诉，令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其内心的灰暗与无助。此情此景，任谁看了都痛心。

　　看过新闻后，不少网友说“心疼小女孩”“应严惩其父母”。

　　根据最新的消息，小女孩被带离父母身旁，等待其父母的是法律的严惩。然而，口诛笔伐之余，我们更应思考，在虐童事件面前，惩罚其父母就够了吗？惩罚得越厉害，小女孩是不是就越幸福了呢？其实不然，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如何安置好小女孩的未来。

　　说起虐童案件，永远无法绕开的是发生在2016年的“砀山虐童案”。

　　被电线抽打身体、开水烫手、在伤口上撒盐，就是这个被撤销监护资格的女人联合男友的“作品”。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她已不配“母亲”二字。

　　但有一点，当我们在义愤填膺，用悠悠之口愤责这个女人的时候，必须审慎的——刘瑶也常常受到男朋友的暴力。23岁的时候，她生下小武时，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她的家境不好，在KTV靠陪唱来糊口。陪唱1小时，85元的报酬。除了陪唱，她要陪客人喝酒。晚上七八点上班，凌晨下班。

　　这位单身妈妈已经沦为社会的边缘人。

　　知乎上有个问题：“那些穷过三代，整个家族陷入贫穷死循环，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一个回答是：“家庭暴力。”

　　为什么说贫穷死循环的根本原因是家庭暴力？

　　此前，曾有一个公益短片《语言暴力会成为凶器》。

　　导演在监狱里采访了6名年轻罪犯，一个是持枪杀人，两个是持刀杀人，导演让他们聊聊自己的家人，无一例外，父母对他们不是打就是骂。

　　6名年轻罪犯父母说的最多的这些字，你可能也在说。比如，他们的父母都在说：“猪脑子”“废物”“你怎么不去死”“是人就比你强”。

　　这些字，从父母嘴里说出来，像刀子一样扎进这些孩子心里，淌血，但没人看见。

　　恶，在这些心灵里慢慢滋生。语言暴力尚且如此，拳打脚踢往死里揍的家庭暴力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将孩子带到世界上的人，这些父母未能给他们的天使构筑第一道安全屏障。

　　每当虐童案件发生后，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出现——当这样的屏障被人为破坏，社会正义的手可以伸向家庭吗？　

　　当家庭监护出现问题时，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如何及时有效介入，已成为当前黄金赌城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亟需研究的重点内容。

　　这些行为既是对人伦的挑战，也是对立法的考验。

　　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戴正清看来，是否剥夺施暴父母的抚养权，应该综合评估其影响，才能作出决定。“对于孩子来说，安全感、情感依恋是最重要的。把孩子交由公共机构等照顾，需要确认这样做比父母抚养更能促进孩子成长、更有利于保护儿童权益。公共机构、社会组织等需要提供持久的、有安全感的保障，否则，对孩子有可能是另一种心理伤害”。

　　戴正清说，儿童缺乏自主能力，受虐待后不知道诉求；城市中关门闭户、邻里走动较少，家暴虐童不易被发现。而农村地区虽相对“藏不住”家暴行为，但往往缺乏干预意识，受害者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因此，社区要加强反家暴宣传，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要倡导邻里间相互关爱。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悖论

　　“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有“将孩子视为私有财产并可以任意处置”的家长思维，也将一些本是善意的父母推向了虐童甚至杀戮的深渊：

　　杭州一男子因3岁儿子不肯认字，失手打死孩子；

　　西安一男子因孩子在家偷钱，将自己9岁的儿子打死。

　　2018年的年底，又有这样一位母亲杨梅(化名)站在了被告人席上，原因是多次发现女儿有偷拿家中、同学财物的行为，在说教未果情况下，采用缝衣针戳嘴、以喂粪便相威胁、铁衣架殴打、扇耳光等手段，多次对亲生女儿实施殴打。

　　在法庭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在文中开头中提到的最终被处缓刑的母亲杨梅说，后悔以这样粗暴的方式对待女儿，自己就是对孩子“小偷小摸”的行为比较气不过，没想到行为已经违法。

　　还好，这位母亲还能用“没想到”来忏悔，但另一位父亲郑东，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个男人因为打死了自己的女儿，2014年站在了被告人席上，原因则是女儿晚归。

　　站在法庭上的郑东，是这样被媒体形容的：他鲜少抬起眼睛，只有在不得不抬头时，流露了一种“经历了巨大痛苦”“如同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深深的悲伤。

　　突然，支撑他的力气仿佛被一瞬间抽走，这个父亲重重地跪在所有人面前，请求法官判他死刑立即执行。

　　相较于上述那些暴虐的父母，这个父亲明显得到了社会的某种同情甚至是情感上的宽容。

　　郑东为了照顾女儿专门辞去工作，每日接送。为了不让女儿早恋，他想尽办法，甚至请对方吃饭。在法庭上，他说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黔驴技穷了”。他不断重复，“我想打醒她。”

　　加大对虐童行为的惩治力度

　　自古以来，教育和惩戒就密不可分，黄金赌城娱乐古代教育名篇《学记》中记载：“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这“夏”“楚”就是惩戒学生的树条。

　　然而，与学校教育不同，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较少接受过专业的教育培训，且教育场所是相对隐秘的家庭，在惩戒的过程中更容易演变成过激的暴力行为。

　　因此，必须明确“惩戒”与“暴力”的界限。

　　有媒体根据数据分析近4年216篇针对儿童家暴的新闻报道，发现“管教儿童”和“家庭矛盾”，成为父母虐待儿童的主要原因。

　　一桩桩一件件虐童案件的发生无不证明，在传统“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粗放教育模式下，很多父母对体罚儿童的认识过轻，认为“自己的孩子，我想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社会大众也往往采取包容或习以为常的态度，进而助长了父母对孩子的家暴倾向。

　　在心理学家看来，除了法律的制裁，目前最缺乏的是对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和教育，让他们学习怎样去解决孩子教育上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他们已触犯法律。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反家暴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范围和法律责任，与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给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提供了法律保护。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也增加了对看护人虐童的处罚规定，新增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主体就包括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员、学校(含幼儿园等育婴机构)，“情节恶劣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法律法规已板上钉钉，可为什么虐童行为还会频发呢？

　　很难为这些施暴的父母画一幅精准的画像。他们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村；有的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目不识丁；有的家长在事后“后悔打重了”孩子，有的家长说“偶尔打不算虐待”，有的家长认为“只是轻微教训一下孩子”，甚至有的家长在遗弃或杀害孩子后，认为“是为了解脱孩子的痛苦”。

　　说穿了，在家长眼里，打孩子是家事，不犯法律，别人管不着。而相关监管部门出于同情，也不追究虐童家长的责任。即使追究责任，顶多给予道德谴责，很少追究虐童家长的法律责任，纵容了家长的虐童行为。

　　北京律师徐英建议：“对虐童行为，还可以通过修改反家暴法等方式，详细划分出虐待的不同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明确不同的法律责任，明确虐待的定义和范围，加大对虐童行为的惩治力度。”

　　她认为，家暴虐童隐蔽性较强，近亲属即便知道未成年人的父母对其有家暴行为，或碍于情面，或不清楚严重程度，大多仅是劝说，不会向公安机关报案，更不会向法院起诉。因此，要有所突破，就要更多借助近亲属以外的社会力量。

　　□　本报记者 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