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谱写的一部史无前例的壮丽史诗。为了解决长征中的生活给养和作战物资补给等问题，并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中央红军开展了一系列经济保障工作。

　　积极生产应对转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何军事行动或战争行为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准备。

　　中央红军长征前开展的经济准备工作主要在1934年5月到1934年10月中下旬。1934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影响等问题，红军的战略退却问题成为讨论议题之一。最后会议决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到苏区外部作战，并进行一些战略转移的经济准备工作，主要是贮备粮食、冬衣，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等等。

　　1934年9月，蒋介石开始集结各路“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致使苏区的面积大幅度地缩小，使得苏区人力、物力等资源严重匮乏，中央红军已无法继续在苏区立足。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最后紧急决定将红军突围转移时间提前到10月上旬，并开始紧急动员、部署和实施经济准备工作，强调无论如何应该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作为第一等基本原则，要求在与敌人战斗时尽量节约兵力和物资，减少伤亡，保存力量，并要求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伍建设。

　　为了更好地保障红军战略转移中的生活补给和作战物资需要，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反“围剿”斗争形势的变化，对经济准备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一是突击军品生产，强化军需保障。苏区军事工业局所属兵工厂、被服厂日夜忙碌于军需生产，工人们自1934年5月开始，每天自愿多义务劳动1到2个小时，使军品生产量在突围前的几个月里得到迅速提升，红军装备得到很大改善。

　　二是组织筹粮借谷，确保部队需求。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要求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紧急筹集二十四万担粮食，同时要求开展群众节省三升米的运动，没收地主、征收富农的粮食六万五千担，发动群众借十万担谷给红军。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特批准各级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动，要求在9月15日之前完成。

　　三是加大筹款力度，增加现金储备。1934年春，中央下令将苏区中央银行埋藏在瑞金附近大山里的大批金银珠宝和钞票全部挖出，于长征前夕分发给各军团，并号召各地响应中央财政部号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查找地主埋的金银窖。

　　四是调集苏区财产，搬走一切物资。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前，中革军委发出了把一切都要带走的指示。为执行这一指示，红军总部宣布中央教导师担负帮助中央机关搬运物资任务，并派出3000多人分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整理物件。

　　“大搬家”负担沉重

　　为了执行中革军委关于一切都要带走的指示，红军长征初期采取的是“大搬家”式经济保障工作。中央红军突围出发时，不仅携带了大量的粮食、衣被、武器和弹药等军事作战所必备的物资，而且携带了大批辎重，包括极其笨重的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设备，野战医院的X光机，以及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等，甚至还携带了不少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等废旧破烂。这些“坛坛罐罐”加起来共有数千副担子，其中仅苏维埃中央银行携带的财产（包括黄金、白银、钞票和印刷钞票的机器等）就有一百多副担子。

　　为了携带这些物资，红军组织了庞大的后勤运输队伍。1934年10月，踏上长征征途的中央红军部队主要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军委第一纵队（红安）和军委第二纵队（红星）等。其中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为机关和后勤部队，主要承担“大搬家”工作。同时，其他各军团也编有不少携带大批辎重的后勤部队。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描述红军的“大搬家”情形时指出：“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运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红军长征初期实施的“大搬家”式经济保障工作，大大增加了红军行军中的非战斗人员，增加了红军行军作战人员的负重，这不仅延缓了红军部队的行军速度，使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得以从容地在红军长征方向部署一道道封锁线，而且使红军在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中屡失有利时机，给红军部队造成巨大损失，致使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只剩下3万多人。

　　为了能够轻装行军作战，红军后来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当红军行军在五岭山的羊肠小道时，丢掉一些难于运输的大型机械；当红军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山区（土名称老山界）时，红军再次扔掉了一些从苏区搬来的“坛坛罐罐”，有的部队甚至抛掉被服等个人用品，只背着枪械、子弹、手榴弹等武器。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严厉批判了“大搬家”式经济保障工作的危害，并着手有组织地转变“大搬家”式经济保障工作。1935年12月上旬，当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进行了整编，决定把笨重物资精简掉，包括总卫生部从苏区运来的一台德国造的X光机，以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这次扎西整编，精简了机关，充实了基层，处置了笨重物资，比较彻底地转变了“大搬家”式经济保障工作。此后的红军经济保障主要依靠就地取材，包括取之于敌和取之于民等。

　　长征沿途取之于敌

　　取之于敌是我们党和红军在苏区确立的一项重要的经济保障工作方针，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项中心任务。1935年2月16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发的动员令《告全体红军战士书》就明确指出：全体同志，打胜仗，消灭大量敌人，缴他们枪和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后，由于红军长征沿途大多数地区革命的基础较薄弱，红军缺乏有力可靠的后方支援，加上红军长征沿途许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不少地区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向当地群众筹集物资有相当大的难度。更主要的是敌人在红军长征前进方向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增加了红军向沿途群众筹集物资的困难。面对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和环境，红军不得不将取之于敌作为长征途中经济保障的主要来源。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依据行军作战的具体情况，采取了许多灵活有效的取之于敌的经济保障方式。一是利用打歼灭战方式收缴敌人的物资和装备。如1936年10月21日，红军在吴起镇以西的五里河口战斗中消灭敌一个骑兵团，打垮敌三个骑兵团，收缴了该部所有火炮、迫击炮、重机枪与重型武器，另外还收缴了驮马、战马各800余匹。二是在击溃敌军的战斗中收缴敌人的物资和装备。1935年10月的腊子口战役中，红四团在腊子口不远处的大刺山一带击溃了在大草滩夜营的鲁大昌部后卫营，缴获了敌人几十万斤粮食，2000斤食盐。三是通过乔装国民党“中央军”智取敌军物资装备。1935年4月9日，红九军团在马鬃岭地区担负掩护主力红军南进任务时，军团侦察科科长曹达兴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团长率领侦察连战士，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夺取了长岩镇，俘虏全部敌军，缴获了全部枪支。同一天又以同样方式夺取瓢儿井，缴获了大批物资，补充新军装800余套。四是乘敌不备截获敌人的物资和装备。1935年4月28日，军委纵队前梯队在曲靖以西约8公里处缅甸坡关下村隐蔽，打前站的总司令部管理科长刘金定和作战参谋吕黎平带领先遣分队在通向昆明公路上截获薛岳部汽车一辆，缴获龙云批给薛岳的云南十万分之一地图10份，白药10箱。这次缴获的物资特别是地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五是没收沿途土豪劣绅的浮财。如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扎西整编期间，从当地土豪中没收了大量的粮食、布匹、盐巴、“毛边猪肉”及其他浮财，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发给了当地各族穷苦群众。

　　公平买卖赢得信赖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取之于民是我们党和红军在苏区的一项重要的经济保障工作。早在根据地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我们党和红军通过广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坚持把取之于民作为红军经济保障的一个重要来源，有力地保障了红军的生活给养和作战物资补给，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后，由于面对力量几十倍于我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重重包围和围追堵截，加上沿途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红军的生活给养和作战物资补给远比根据地时期困难得多。为了更有效地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作战物资需要，红军在长征途中灵活开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取之于敌的经济保障工作的同时，还积极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取之于民的经济保障工作。

　　由于红军长征沿途中的群众基础相对比较薄弱，遇到的具体情况又极为复杂，因而红军只得因地制宜地实施取之于民的经济保障工作，通过不同的方式从当地群众处筹集和获取红军所急需的物资。一是通过深入的宣传工作争取群众自觉无偿援助。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驻云南扎西整编期间，积极向当地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扎西人民不仅帮助红军挑水、劈柴、煮饭、打草鞋等，而且主动帮助红军筹集物资，使红军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二是向沿途群众采购和筹借粮食等物资。1934年11月7日的《红星》专门发表了《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的文章，强调“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规定的“买卖要公平”原则，积极向当地群众购买红军所需的物资。三是必要时用留凭证方法购买或筹借粮食等物资。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由于敌人向沿途当地群众散布谣言，恶毒攻击和诬蔑红军，并对当地群众进行威胁，有时当红军到达某些地区时，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逃而光。当粮食等物资极度匮乏又无法找到当地群众购买时，红军只得采取留下字据等凭证方式购买或筹借物资。1935年7月,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向松潘北上途中,沿途各地正值收割季节,部队严重缺粮。为了就地筹粮，红军颁发了《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规定部队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派人到番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且必须将所收的数量、收割原因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家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红军采用这种方法在黑水、芦花等地半月筹粮1万多斤。毛泽东在谈到这次筹粮时指出：“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红军采取的取之于民的经济保障方式及其做法，不仅缓解了红军生活给养等困难，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作用。

　　总的来看，长征出发前的经济保障准备工作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军战略转移举棋不定情况下开展的，经济准备工作既要服务于红军必要时进行战略转移的需要，同时更要服务于当时确立的“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通过红军顽强抵抗求得反‘围剿’战略形势上的变更”这一指导方针的需要，因而专门为红军长征所进行的经济保障准备工作并不充分，且缺乏针对性，致使红军最后决定突围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时显得十分仓促，不得不采取把一切物资都带走的保障方式。这种“大搬家”式经济保障工作致使红军部队的行军作战处处被动挨打，使红军力量遭到惨重损失。

　　遵义会议后，红军彻底转变“大搬家”式经济保障工作，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灵活有效的“取之于敌”和“取之于民”等就地取材的经济保障工作，这些经济保障工作对帮助红军克服沿途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为艰苦的经济条件，保障红军的生活给养和作战物资的补给，并最后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启示我们，为了更好地开展军事斗争准备，增强军队能打仗和打胜仗能力，经济保障工作的开展需要果断和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作为牵引，需要有效适应军事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需要总结和吸收战争实践取得的成功经验，需要充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与之配合。（杜人淮 曹 超 杜鹏瑞）

　　图片说明：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路上缴获敌人的望远镜。

　　打四川泸定桥缴获的七九子弹。

　　乌蒙山辗转。（资料照片）

　　苏维埃纸币。（资料）

　　长征出发时岭秀芬大妈送给红军总司令部交通队班长陆庆章同志的银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缴获国民党的山炮。

　　1934年10月初，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到兴国县南端的社富乡，进行长征出发前的休整。（资料照片）

　　红军长征前缴获敌人的一台手摇发电机，红军总部一直使用到陕北。

　　（本版照片除资料外均由黄金赌城娱乐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