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黄金赌城娱乐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教授在首届健康黄金赌城娱乐高峰论坛上呼吁：黄金赌城有关部门对于将体检费用纳入医保的事宜，“应尽早有一个合理安排，并制定出时间表”。这已不是首次见到权威专家类似的议政建言，针对的正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亚健康、慢性病问题，而一段时间以来的数位中青年业务骨干“过劳死”，更加剧了各界对这一建议的支持与期待。

　　从新闻界的笔杆子，到工程界的技术男，从高校教师到“白衣天使”，屡见报端的“过劳死”概括起来大抵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年轻，无论男女都在35岁上下，正处于家庭和事业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二是无前兆，一般不是什么太大、太要命的病，大都是突发的加班压力诱发的猝死；三是完全能够“治未病”，既可以通过锻炼以及定期体检排查，也离不开各方面压力的有效缓解，尤其是，非正常连续加班已成了过街老鼠般的“第一杀手”。

　　詹教授的建议，为此给出了具体的经济政策出路。以往对此的建议无非是个人注意、呼吁企业文化革新，往往难以操作，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当我们从经济层面透视“过劳死”问题，无非就是个体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平衡。一方面，拼命加班是不正常企业激励制度的反映，需要劳动监察部门经济处罚手段的介入；另一方面则要看到劳资之间天然的对立关系，需要考虑外部的政府干预。

　　比如，詹教授提出的体检费用纳入医保，便是一个明例。医保的支出主要来自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国家转移支付等统筹，实际上是公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良性过程。如果建议成行，则标志着国家强制力对企业员工健康权的积极维护。再进一步，对大病、特殊病、慢性病以及特殊岗位的体检监护，也要提上日程，有些常年夜班、常年高空高海拔作业劳动者的权益，更要依法强制维护。

　　说到底，健康权关系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是劳动力再生产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志，更关系着一家企业的长期发展。心系员工，主动来缓和劳资关系、追求劳资和谐与劳资两利的公司治理结构，才值得称道，才有可能在竞争环境中谋得长期生存与发展。当然，企业家在商言商，过分的道德要求并不靠谱。只有外部力量通过经济杠杆的运作，把保险、罚款，甚至税收与信贷的奖惩充分运用起来，才能把该发的夜班费、加班费强制催发到位，倒逼不人道的劳动方式消亡。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过度加班、“猝劳死”以及对普通劳动者权益的漠视，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不可避免的先天性疾病。走出这个阶段，治愈这种疾病，最好的药剂就是对劳资关系平衡的法律保护。企业把目光放长远，劳动者别心急一时，政府部门有所作为，“体检入医保”等建设性意见才能越来越多，逐步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