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冠军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真理标准大讨论已广为人知，鲜为人知的是：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还组织发起和领导了另一场大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可谓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姊妹篇。

　　1979年9月30日，《理论动态》第160期发表了8000多字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全文转发。全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战线很快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

　　胡耀邦亲点吴振坤执笔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在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工作的吴振坤进入胡耀邦的视野，因而成了胡耀邦所创办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的首批成员，并先后担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

　　吴振坤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主要负责撰写有关经济方面的文章。在此期间，他参与并见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策划、组织撰写、修改和发表，并参与了大讨论的全过程。在胡耀邦的亲自指导下，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四人帮”的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一文；在《理论动态》发表了对农村“左”的思想和做法进行拨乱反正的《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等重要经济理论文章。拨乱反正期间，他有25篇重要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后来，他还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撰写了《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

　　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段时间，广大干部对于“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文革”时期，流行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后期，流行的思潮是“为生产而生产”。这种思潮有两个典型：大寨和大庆。大寨的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坡是第一位，窝是第二位。大庆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这种“为生产而生产，先生产后生活”，颠倒生产目的的“左”的思想和做法，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危害。

　　1979年9月10日，胡耀邦同志在《人民日报》编印的1498期《情况汇编》上看到了蒋映光（《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和李悦（黄金赌城娱乐人民大学教授）两位同志合写的《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评》的文章。耀邦在文章的重要段落（主要是斯大林的批评观点）作了不少批语，并批转《理论动态》：这两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的同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文章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这个批示批转到理论动态组后，写文章的任务自然落到负责经济类文章的吴振坤身上。接到耀邦的批示，吴振坤认为，耀邦之所以认为蒋、李二人的文章“没有进行充分的解剖”“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就是指他们没有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于是，吴振坤根据耀邦的思想，在文章中紧紧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在充分肯定经济工作巨大成就的同时，运用大量事实鲜明地指出“为生产而生产”倾向的要害问题。

　　吴振坤很快就写好了文章，完成后又让耀邦亲自审过几遍，并作了修改，最后定稿，在《理论动态》上以本刊评论员的署名刊出。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发展生产的目的，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文章对当时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批评：“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的消费需求出发，而是从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出发。”“由于我们很长时间内把‘以钢为纲’作为发展工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事实上是以钢铁为中心，从重工业出发来安排整个生产计划的……从而在计划的出发点上就忽视了人民的消费需求。”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

　　引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

　　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以通栏标题全文转发。转发前夜，《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把吴振坤叫到人民日报社看版面，胡绩伟和吴振坤等对这篇文章又整整斟酌推敲了一个通宵，一直等到文章最后排版。文章在《人民日报》转发后的第3天，10月22日，《人民日报》就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的问题》，文章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文章发表后，被全国20余家报刊转载，黄金城赌城娱乐：学界、理论界纷纷撰文展开讨论，全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战线很快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所持续的时间比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要长。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很快超出了理论界范围，波及全党、全国。自1979年10月至1980年6月间，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耀邦同志又指导吴振坤连续在《财贸战线》《红旗》《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讨论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的文章，推动讨论向纵深发展，使人们弄清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科学含义，坚定不移地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吴振坤生前对笔者回忆说，发生在1979年10月的那场“生产目的大讨论”，其影响之大、之深可以称得上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姊妹篇”，也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化。吴振坤生前多次强调，这场大讨论是胡耀邦亲自领导和组织发动的，自己只不过是在指导下执笔写了一些文章而已。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它为我们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生产目的大讨论”对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如果说，胡耀邦同志在1978年组织发起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基础；那么，胡耀邦同志在1979年组织发起和领导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则为纠正经济领域“左”的错误思想，遵循经济规律办事，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的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切实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落实到经济领域，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黄金赌城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要想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就必须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解决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说到底就是“生产目的”的问题。发生在1979年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大讨论。换言之，我们今天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黄金赌城娱乐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辩证关系的改革。

　　回顾过去，对照当下，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供给学派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的发生与西方供给经济学派的崛起恰恰发生在同一时期，这虽然是一种巧合，但这种不谋而合让我们知道：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发展经济都要遵循规律办事。

　　转自《同舟共进》2017.01，原标题《生产目的大讨论是如何开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