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澎湃新闻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从内地出发融入香港的“新香港人”。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 资料图

　　737.49万人。

　　2017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布截至去年年底的人口统计数字。这个数字，比回归前的1996年多出93万人，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增幅超过40%。

　　在过去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香港的人口增量少不了内地人的身影。他们或是中环讲着普通话的专业精英；或是来港读书、毕业后继续留港打拼的小白领；再或者，是持一张“单程证”（即“前往港澳通行证”），经过苦苦等待与家人团聚的妻儿老小。

　　他们被称为“新香港人”。

　　2013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香港发展需要“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是建设香港的重要力量》两篇报道。文章提到，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来自内地的新移民超过40%。他们是“新香港人”，他们奋斗在香港的各行各业，已成为香港建设的中流砥柱。

　　来自黄金赌城娱乐内地的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也把自己视为一名“新香港人”。回顾来时二十年，他感慨这是一个“不断撕扯”又“逐步融入”的过程，“见到香港人，要告诉对方怎么理解内地；见到内地人，又要想办法解释如何理解香港。”

　　过客

　　朱国斌抵达香港是在1995年6月。他西装革履走出机场，一团热气扑面而来。炎热、人多、乱中有序，这是对香港的初步印象。

　　此前的上世纪80年代，朱国斌读于黄金赌城娱乐人民大学，之后赴法国留学。和许多海外留学生一样，在法国完成法学博士攻读，他面临一个抉择——回黄金赌城娱乐内地还是留法国？

　　一位朋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香港城市大学（以下简称“香港城大”）有职位开放，或许可以一试。

　　那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有人匆匆离开，有人慕名而来。一个叫做艾敬的内地歌手唱着“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让更多人对这里充满遐想和向往。

　　朱国斌之前从未到过香港，对它的认知大多来自书籍和电视。他说当时本可以在法国留校任教，但对一个刚刚毕业、满心想做事的年轻人来说，法兰西的生活节奏着实有点慢。

　　香港则不同。它早早就有了“亚洲四小龙”的头衔，被视为东西方连接的交点。它的活力、高效和国际化享誉全球。在朱国斌看来，这座城市，很适合作为事业发展的“增长点”。

　　1990年，香港开始实施一项容许居于海外的内地专业人才来港工作的政策。通过该政策，朱国斌成为香港城大黄金赌城娱乐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开启人生新阶段。

　　回归前的香港，内地移民数量稳步增长。来自《人口研究》期刊（1997年9月出版） 的数据显示，随着香港政府将“单程证”配额增加，每年赴港定居的内地居民从上世纪80年代的2.7万人左右增加到1993年的3.3万人。19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1万人。

　　刚到香港时，朱国斌并没有做好长期生活的打算。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起初来这里觉得就是为了工作，好像一个过客，离开是迟早的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去学习粤语。

　　在香港，粤语是异乡人融入社会的一大前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2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6岁－65岁人士中，约有85.9%的人认为自己使用粤语的能力非常好或良好，至于普通话和英语，自认为非常好或良好的人只有24.1%和24.2%。

　　朱国斌出生在湖北，对粤语既陌生又抗拒，一度认为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发音。在普通话接受度很低的当年，无论工作还是外出办事，他的首选语言是英语。

　　这种念头一直到“97回归”才稍稍转变。1997年6月30日，香港下起了大雨，和大多数人一样，午夜时分，他在电视机前见证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我们的国家能用和平方式收回主权，作为一个黄金赌城娱乐人，当然很激动、也很自豪。”朱国斌说，他是从事宪法研究的，很自然会想到，随着“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进入到实践阶段，能在香港继续“基本法”研究，是非常可贵且有意义的事。

　　最终让他下决心留下，是孩子的出生。朱国斌有3个孩子，老大出生于2000年。初为人父的他意识到，孩子一出生就是香港人。这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将在各个领域与这座城市发生联系。

　　港校

　　回归后的香港对内地保持着吸引力。据新华网报道，1997年7月至2002年年底，持“单程证”赴港定居的内地人士超过13万；到2015年11月，这个数字上升到87.9万。

　　“单程证”主要适用于港人在内地的配偶、子女、父母等，并非内地人士赴港定居的唯一通道。对专业型或知识型人才来说，读书或就业是更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3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陆续推出 “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该政策于2015年暂停）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截至2015年年底，超过11万人通过上述政策获批来港。

　　也是在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公立大学面向内地招收自费本科生，招生范围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6省市，招生人数为580人。

　　此时的朱国斌已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升任香港城大法律学院副教授。这位“新香港人”很快接到新的任务——作为学校对外联络合作处处长负责内地招生，为更多内地学子来港提供帮助。

　　2005年，香港城大和香港中文大学进入内地高考统招系统，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其他港校则继续按照传统“自主招生”。

　　这年春天，朱国斌回到内地，每到一所中学宣讲，台下坐着数百名学生家长，提前备好的资料总是被一抢而光。

　　面对一项新鲜事物，人们的首要反应是好奇。据他回忆，当时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孩子在香港能否适应。还有一位家长提了个哭笑不得的问题，“我孩子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大人能不能陪读？”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香港。”朱国斌认为，内地学生到香港念书，副产品之一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此外，如果这个学生性格内向、语言能力较差、讲英语张不开口，也不太适合到香港读大学。

　　在那个“港校热”不断升温的2005年夏天，内地招生格局正发生转变。

　　北京高考理科状元陈秀野放弃清华大学，选择就读香港科技大学。海南理科状元李洋因“高考移民”报考政策受限，被香港城大录取。原本只打算招收250名内地考生的香港大学，收到了4000多份申请，经过面试筛选，11名省市高考状元被拒之门外。

　　对此，朱国斌坦言，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内地有所不同，前者国际化程度和开放性更强，倾向招收综合素质比较高的学生。至于“高考状元”，对高校来说，宣传效应更强一些。

　　“考试是有偶然性的，如果分数相差不大，状元和非状元在学习方面可以说没什么差别，进入大学后还得靠自己。”他这样说。

　　内地学生进入港校表现如何？朱国斌评价，他们更加刻苦，也更拼一些，善于抓住一切机会，无论是奖学金申请还是出国交流。

　　这种情况无可厚非。在多位港校教师看来，和本地学生比，内地学生在香港的朋友和社交活动相对少，精力自然放在学习上。这种现象也能起到“鲇鱼效应”，带动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

　　永久居民

　　港校就读为更多内地学子提供了成为“新香港人”的机会。

　　2008年，香港入境事务处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政策。应届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留港工作，无须在提出申请时已觅得工作。他们只须符合一般的入境规定，便可留港12个月，期满后还可延长逗留期限。

　　截至2015年年底，7年来，共有51463名非本地毕业生申请获批。

　　尽管特区政府已敞开怀抱，港校内地招生却开始“降温”。中新网曾报道，2009年，申请报读香港高校的内地生人数急跌，平均下降20%至50%。其中，香港大学共收到8016名内地生申请入读，较上一年的1.2万人大幅下降33%。

　　2013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在被香港大学录取后，做出复读并重新报考北京大学的决定。此举也引发很多人思考，追逐港校是否一个正确选择？

　　“这说明大家更趋于理性，家长、学生都知道自己要什么，不像过去一窝蜂。”虽然目前已不再负责招生工作，朱国斌仍对此保持关注。

　　他认为，从报考人数依然远远高于录取人数看，港校招生谈不上“遇冷”，港校的优势还在，招生人数也会保持稳定。至于热度下降，背后原因很多，比如内地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升、香港的现实生活压力以及社会复杂性。

　　事实上，就像二十多年前朱国斌刚到香港曾经有的“过客”心态，今天的内地年轻人即使来到香港，真正融入也不容易。

　　2015年，一篇名为《香港，请将我遗忘》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文中讲述了一名内地学生在港漂泊7年的心路历程，其中提到日常生活中难以避免的“陆港摩擦”。

　　“看着中环鳞次栉比的霓虹灯倒映在维多利亚湾，我突然感到一股浓浓的怅惘和失落：为自己，也为香港。”面对尴尬处境，作者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回到内地发展。

　　朱国斌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坦言，虽然作者的情况属于个例，但文中描述的情形确实存在。譬如他自己，即使在香港生活超过二十年、学会了粤语、拿到了永久居民身份、物质生活能够保障，偶尔也会因为来自内地遭遇偏见。

　　“是极个别的情况。”他告诉澎湃新闻，由于制度、文化差异以及心理隔阂，香港和内地间的鸿沟很难在一夜间填平。2014年香港爆发非法“占中”事件后，也有部分内地人一度对香港的社会治安产生担忧，可见双方还是不够了解，甚至还有误解。

　　置身其中，朱国斌时常觉得自己好像处在夹缝中，经历着一个不断撕扯的过程——见到香港人，要告诉对方怎么理解内地；见到内地人，又要想办法去解释如何理解香港。

　　但这也是一个逐渐融入的过程。多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接受了港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法治、平等、廉洁、自由等；他也习惯了香港的秩序感，特别是对“排队文化”，赞赏有加。

　　在朱国斌看来，回归以来的二十年，尽管香港的经济体量已被内地一线城市赶超，但它依然稳定发展，并在社会文明等软实力方面具备明显优势。

　　而他的下一代，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经17岁。小伙子住在香港，每年跟着父亲回内地1-2次。对于父辈们有关“新香港人”的纠结，小伙子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问题——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都是黄金赌城娱乐人，这已然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