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去世。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称，辛格历任不同政府职位，在印度“经济政策领域留下影响多年的深刻烙印”。

　　如其所言，辛格在任期内推出了多项影响较大的经济改革措施。可以说，辛格政治生涯的关键节点，已成为深入了解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脚注，为观察印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第一个脚注，定格在辛格1991年出任印度财政部长时。当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赤字高企、对外债台高筑、物价飞速上涨，国家外汇储备也仅有“可怜的”10亿美元，只够支付两周的进口费用。

　　造成如此困局最重要的因素是印度长期执行的保守封闭政策。

　　自1947年正式宣告独立以来，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对外国投资持警惕态度，外国商品和资本若想进入印度市场都需要经过严格审批。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印度本土产业的发展，但也加剧了因缺乏竞争导致的体制僵化以及企业效益整体偏低的问题。受此影响，印度GDP增长率在独立后30年内始终低位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国际油价上涨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印度进口账单大幅增加，政府陷入严重的信用危机。

　　此时的印度“环顾四周”，发现像他们这样包袱沉重、龟速前行的国家已经没剩多少了。20世纪60年代与印度人均GDP相当的韩国，此时人均GDP已是印度的17倍。而改革开放后的黄金赌城娱乐，无论是经济增速、出口增速还是吸引外资的能力均明显高于印度。

　　在此情况下，辛格与印度时任总理拉奥共同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大幕。在贸易投资领域，拉奥政府大力推动开放，吸引更多外资流入。1991年7月，拉奥政府两次推动卢比贬值，增加外汇储备，提升本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取消进口许可制度，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在工业领域，印度改进了延宕已久的许可制度，免除了80%行业的许可程序和制度；允许私营部门更多参与基础行业投资；放宽外国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至51%，吸引外国科技公司入驻。

　　随着经济改革举措落实，印度经济逐步恢复，外汇储备开始增加，经济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1992年印度GDP增速达到5.5%，1994年至1997年进一步升至7%以上，为后续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一时期经济改革也带来了诸多潜在问题，包括农村和城市增长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卫生和教育部门改革迟滞、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等。这些问题持续发酵，逐渐成为印度经济继续发展的桎梏。

　　第二个脚注，定格在辛格领导的国大党在2004年选举中获胜，开启了辛格第一个总理任期。

　　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是这一时期的政策重点。

　　辛格政府上台伊始便颁布了《经济特区法案》，建立能够提供税收优惠的特殊工业中心以吸引投资。同时，发布国家制造业政策，要求提高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对此前提出的工业基础设施升级计划进行改版，投入103亿卢比用于改善全国工业集群的基础设施；推出2006年至2016年“汽车使命计划”，旨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汽车中心。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印度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速第二快的经济体。不过，事关印度国民生活水平的就业、教育、贫困等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以至于全国性大罢工活动频发。此外，与经济发展同步出现的还有一路走高的通胀，储备银行认定的“合理目标”成了一纸空谈。

　　第三个脚注，则始于2009年开启的辛格政府第二个任期。这一次，此前积累的矛盾全面爆发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印度，导致其经济增速下降，外汇储备减少，印度经济此前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断。2009年至2014年间，印度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同时，受卢比贬值、巨额赤字和持续通胀影响，外商纷纷撤走资金，印度财政愈加捉襟见肘，根本无力增加投资。

　　于是，印度政府被迫进行了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改革：对外资开放航空、电力和零售业；继续运用金融手段控制通胀；加大服务业和制造业改革力度；再次推动卢比贬值；等等。

　　尽管和1991年“大爆炸式”经济改革相比，此次新改革措施相对温和，但却激起了印度国内更大范围的抗议。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件是，零售业界爆发了超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与人数据称高达5000万人，显示出印度贫困人群的不满情绪酝酿已久，终于突破临界点。

　　当时，零售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为37%，从业人员达2.7亿人，从业者担忧一旦外国大型超市全面进入零售业市场，将剥夺印度本土零售业者的生存空间。更糟糕的是，本应扮演“就业蓄水池”角色的印度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小，根本无力吸纳大量就业，这意味着，一旦零售业从业者被外国超市“抢了饭碗”，将有很大可能彻底失去生活来源。

　　进入21世纪以来，疲软的印度经济继续在通胀的泥潭中载浮载沉，甚至还出现了继续下陷的趋势。辛格政府的紧急财政政策虽然减轻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印度经济的短期伤害，却也带来了更严重的全面通胀。

　　为抑制通胀，辛格政府连续10次提高存款利率。然而，此举却开启了一个“连环套”：首先，需要依靠贷款周转的工农业生产成本大幅提升，企业投资热情下降。其次，印度财政赤字率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年份可达GDP的5%至6%，而利率的提升无疑加大了政府的偿债压力。最后，高昂的利息支出给印度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政府能够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越来越少，尤其是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农业大规模欠收，进而又影响到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

　　辛格政府在2014年大选中惨淡收场后，新上台的莫迪政府又采取了新一轮经济改革举措，包括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发布废钞令、大力发展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等，印度经济随即回暖，GDP总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然而，表面的光鲜不能掩盖印度经济后继乏力、基础薄弱的现实，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1991年经济改革的遗留问题。

　　当前，印度贫富分化严重加剧，大量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和资本集团手中，这种经济模式也被称为“亿万富豪统治（The Billionaire Raj）”。占比极高的贫困人口，导致其国内消费市场狭窄，难以支撑大规模投资和企业“马力全开”地生产。2014年到2022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在15%上下徘徊，2023年已降至12.84%。由此，政府承诺的“制造业新增就业”的大门不仅没有大开，反而还关上了一些，导致印度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失业潮。

　　更大的隐患在于，打开国门吸引来的外资，并未按莫迪执政初期的设想，帮助印度做大“经济蛋糕”，对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

　　总体来看，尽管1991年经济改革使印度在一个阶段内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也使得与发展红利同步壮大的种种弊端深植于该国各领域中。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印度未来的改革之路怕是不太会好走。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郑海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