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称不做手术就没有风险 不同价格治疗仪产品介绍相同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乱象调查

　　近年来，黄金赌城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成为困扰儿童青少年、家庭、学校、社会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为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今年7月，媒体对1951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2．7％的受访家长表示孩子已经近视，91．6％的受访家长担忧孩子的视力问题。而孩子近视后，家长普遍不想让孩子马上戴眼镜，于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尝试各种所谓的视力康复“治疗”。这些所谓的视力康复“治疗”可信不可信？孩子视力“好转”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走访。

　　培训老师代替专业医师

　　46岁的李冉（化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中学部的教师，她的儿子今年高中毕业，但孩子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就近视了，现在达到600多度。李冉对记者说，她儿子近视是玩游戏造成的，“孩子上小学时，我还能控制他每次最多玩一小时，到了初高中就控制不住了，天天玩游戏，每次超过两小时，中间不休息”。

　　“近几年学生近视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北京某中学高一教师金红梅说，在她的班上，戴眼镜的学生超过一半，有几个学生已经是高度近视，“虽然学校不允许学生带手机，可一到中午或者放学时间，学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

　　正因如此，家长对孩子的近视问题尤为担心，而这也给很多所谓的治疗近视的机构以商机。

　　一个月前，北京市民车影的女儿被检查出近视，因为担心眼镜片越戴越厚，车影带着女儿走上了治疗近视之路。

　　不做手术一个月摘掉眼镜、百分百恢复视力，某视力恢复中心的宣传标语吸引了很多家长，其中也包括车影。

　　这家视力恢复中心位于河北，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其中心使用的是降度镜，“我们这边一个店100多个孩子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恢复的”。在随后的交流中，工作人员还向车影发送了治疗中心的视频，画面中几个孩子戴着治疗仪器一字排开，仅有一名未穿工作服的成人在一旁照看，并没有看到医生。这让车影对这家视力恢复中心的专业性产生了质疑。

　　“工作人员说医生会在周末来坐诊，是石家庄和邢台的市级眼科医院主任。”车影向记者回忆说，“工作人员称，普通眼镜只会越戴度数越高，而降度镜会越戴度数越低。后来我再次问治疗全程是否有医生陪同，对方只是说会有老师接待和陪同”。

　　这样的回答还是不能消除车影心中的疑虑。“视力恢复中心的老师是治疗近视的主力军，老师是哪里的老师？有哪些资质证明？”在考察近视治疗机构过程中，车影发现，几乎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明确对老师的专业性和医疗辅助水平作出详细说明。

　　车影告诉记者，位于北京市西三旗的一家视力恢复中心自称是全国连锁，总部在沈阳，老师都是经过总部培训的。面对车影关于“老师是否有医师资质”这一问题，工作人员的回复则是：“我们的老师都是经过培训的，我们采用的是物理疗法，依靠按摩，不手术。”

　　“不手术就不需要医师资格，这样的思维在视力恢复治疗机构并不少见。这些机构的培训老师是否应该具备专业医师资格、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有科学认证，我问了一圈下来也没有得到答案。”车影无奈地说。

　　治疗方法产品五花八门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注意到，儿童近视治疗市场还出现了苗医、中医针灸等治疗视力的方法，此类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招加盟商。

　　然而，在加盟过程中，这些机构对加盟者几乎没有医学背景上的要求，也没有相关的医师资格的门槛和培训。当被问到安全问题时，招揽加盟商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不动刀，不接触孩子的眼睛，只是教给孩子方法，没有风险。”

　　在考察过程中，车影发现，除了不动刀以外，视力恢复中心的治疗方法五花八门。比如，依靠仪器的治疗机构推出的产品包括角膜塑型仪、降度镜、护眼按摩仪等。

　　“市面上针对视力治疗的仪器大多都是由代理商销售，在询问过程中，工作人员除了仪器的图片、使用说明以外，并不能对安全问题作出解答和保证。”车影说。

　　至于治疗方法，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也说得云山雾罩。

　　在一家自称通过物理方法恢复视力的视力康复机构，其工作人员对车影解释：眼镜度数和视力是两回事，度数是永远不会恢复的，但视力可以恢复。“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经过治疗，孩子的度数不会降下来，但是就算近视200度的孩子也不用戴眼镜，只是需要调节眼睛的恢复能力。”车影说。

　　此外，车影还在电商平台上搜索过相关产品，“以‘视力恢复’为关键字搜索，五花八门的仪器和服务映入眼帘。治疗仪器的价格从200元到3000元不等，但在询问过程中却得到了相似的说法——不用手术就能治疗近视、散光。”车影说，她曾经对标价268元的护眼仪和标价138元的护眼仪进行询问，“但令我惊奇的是，两家店铺的店员对护眼仪的介绍说法一字不差，都称‘护眼仪采用3D移动光学技术和EMS微电流技术等起到相应的功效’。店铺客服称客户使用后都反馈能恢复视力，一般坚持使用两个月左右就能降50度”。

　　一些方法违背近视防控原则

　　那么，通过训练真的可以让使用者感到“不戴眼镜时视物变清晰”吗？

　　杭州艾凯眼科主治医师罗荃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方法是通过训练使得相同近视度数的人测出了不同的视力，其原理则是来自于“大脑的模糊适应现象”。

　　“我们的视网膜在焦点处成像是最清晰的，但在这个焦点前面和后面的一小段距离里，成像也是相对清晰的。如果视网膜能接收到这段焦深范围内的光线，大脑也会识别为清晰。”作为有着众多读者的自媒体“罗荃聊眼睛”的作者，曾对近视康复进行过专门研究的罗荃向记者分析说，大脑对不清晰是有一定容忍范围的，只有超过了这个范围，我们才会感觉到不清晰，“这就是视力训练有效果的原理，它起作用的地方根本不是眼睛，而是大脑”。

　　罗荃进一步解释说，大脑不断地适应模糊的视觉后，这段可容忍范围扩大，原本大脑认为不清晰的东西也会变得清晰，于是视力就提高了。只是，这一切适应都要建立在模糊的前提下。

　　“一旦戴上合适的眼镜，视觉突然变清晰了，聪明的大脑一定会选择最清晰的范围看，把原来能容忍的那些模糊影像全部抛弃掉。所以，这样的机构一定不会让患者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否则他们也就一秒破功了。”罗荃说，为此他们也摸索出了最有效的说辞，那就是——戴了眼镜就摘不下来了，恰好击中了很多人内心的想法。

　　对于目前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视力康复机构，据罗荃介绍，一些所谓的视力康复机构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采用的方法五花八门。

　　“其中很多训练方法需要高强度用眼，与减少眼睛疲劳的近视防控原则背道而驰。许多患者训练后视力好像变好了，但近视度数比原来还高。慢慢地，近视加深到一定程度，超过了大脑能容忍的范围，就再也看不清了，视力就会断崖式下降。”罗荃说，而相反，针对弱视、视功能障碍等患者开展的视觉训练，有一系列规范的方法。这类训练也有可能提升视力，但绝不会拿“降低度数”作幌子。

　　有效防控青少年近视须补上哪些功课

　　对话人

　　中山大学眼科学硕士、丁香医生科普作者 罗荃

　　黄金赌城娱乐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分会委员 梅颖

　　法制网记者 赵丽

　　记者：近年来，黄金赌城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具体防控措施包括减轻学业负担、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学会正确使用眼睛、定期进行视力监测、规范近视治疗。

　　罗荃：首先应该肯定视力监测的必要性。不过，视力监测是最基本的初筛，近视和不近视的人也可能测出一样的视力，所以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有没有近视。另外，视力监测受主观和客观的影响很大，学校范围内开展的视力监测存在前后两次检查可比性不强的问题。

　　梅颖：目前各地近视流行病学调查还缺乏统一的检查标准。比如，查视力时的视光学环境未统一、使用的视力表未统一。此外，各地视力表灯箱的照度也未统一，也会对近视诊断带来影响。同时，对近视的检查结果也未做细分。

　　对于诊断近视的标准也未统一，有的用睫状肌麻痹后的电脑验光结果，有的用主觉验光结果，有的按现有眼镜的光度。因此，应该先确定各地近视流行病学调查的标准，进行充分调研，在此基础上再制定近视防控的具体目标。

　　记者：我们调查了解到，由于目前儿童近视率的问题，关于儿童近视康复的机构也是各种各样，其中存在不少治疗不规范的现象。比如，有的机构号称不戴眼镜、不用药、不手术就可以控制甚至“治愈”，导致很多孩子错过最佳控制时机。

　　罗荃：乱象的出现，其中一大原因是家长求医心切、对治疗期望值过高。真性近视在目前医疗水平下做不到治愈，只能控制加深。很多家长在固有错误观念引导下，拒绝医生给予的建议，转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奔这些商家。

　　第二个原因是监管部门执法不力。什么样的医疗机构可以进行疾病诊断、治疗或者康复？法律对这一问题有明确规定。然而，很多机构连正规验光师都没有，就打出“降低度数”“治愈近视”“视力康复”的招牌。我们眼科医生看到这些机构都很惊讶，为什么这样的机构能存在？甚至有些机构在卷走钱财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家长欲哭无泪。

　　梅颖：近视防控的相关产品较多，但都有相应的配戴、使用适应情况，而市场上充斥着很多伪科学的近视防控方法或产品，有些近视防控的方法或产品不但无效反而有害。

　　记者：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措施的落实，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国务院与各省级人民政府签订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责任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责任书。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拟纳入政府考核指标，有民众担心会出现纸上谈兵的情况甚至数据造假的可能。

　　罗荃：应该肯定国家层面的重视，这对防控近视有积极作用。实施方案意见稿的主要内容比较符合科学防控近视的要求。对于“户外60分钟以上”的目标，我认为在现阶段也是比较可行的。总的来说，方案紧跟科学防控近视前沿。

　　然而目前只有单一的评价指标，数据造假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以单项数据作为考核指标，在容易出成绩的同时，也容易滋生造假、腐败和歧视。当然，无论什么样的考核标准，都会有造假的可能。所以，我也给意见稿提了意见，那就是近视率绝不能作为单一考核目标，因为这样造假成本太低了。

　　记者：在您看来，让政府担负视力保卫战的主体责任，通过严格的评价体系，推广和落实硬性指标，其重要性是什么？

　　罗荃：过去这些年，有关部门的责任主要在于加强宣传和监管。有关部门没有办法到每个家庭去监督家长给孩子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让孩子少看电子产品。但有关部门和医疗机构有义务让家长知道，近视有什么危害、哪些才是科学防控近视的办法、怎样做是对的。让不重视孩子健康的家长知道，现在的选择可能造成的后果。然而长期以来，这些工作只有医疗机构在做，宣传力度有限。

　　至于监管方面，方案里也提到了对学校、医疗机构和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但是要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很考验监管水平。

　　梅颖：征求意见稿是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动员全社会参与和重视的文件，起点高，覆盖广，目标宏伟。但执行还需要结合现实状况，以高质量的医学科研结果为指导，修改一些看起来很难执行的方法；完善流行病学调研，统一检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