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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董辅礽先生:闪耀在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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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8月08日 0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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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曙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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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谚云：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人到中年，开始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心灵开始有撕裂的伤痛，开始变得沉静，变得恬淡，知道命运的无常。即使如此，在知悉董辅礽老师逝世的噩耗之后，我还是悲从衷来。
在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我开始告诫自己，也经常告诫朋友，对于自己尊敬的人，热爱的人，要多主动将这种尊敬和热爱向他们表示出来，命运的无常，往往并不给你足够多的机会，因为一个人有所尊重、有所热爱，生命才变得有些意义；与这些生命的真实意义相比，虚荣和喧嚣变得无足轻重。
现在想来，在伤感之余，我觉得幸亏当时有了这样的认识，在与董老师的交往中，我寻找机会向董老师表达我的感谢和尊重；至少董老师知道，我对于他的尊敬和感谢之情。
从师承渊源上说，董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大师兄，我的导师张培刚教授从美国回国之后进入高校任教，董老师是他指导的第一批学生。从学术造诣和学术影响看，董老师事实上是我的老师。多年来与董老师断断续续的往来，现在提笔，宛如眼前。
当年在武汉读书时，董老师到武汉，基本上都要去拜望张培刚老师，一次董老师拜访张老师之后，到东湖附近的一座宾馆开会，学校派我给董老师送一份材料，算是我第一次单独接触董老师。当时正在读载有不同经济学家主要学术观点的一本文集，我向董老师提及此书，说读后觉得有收获，能够比较简洁地了解不同学者的看法，董老师则不以为然，反问我说：那本书真的好吗？还是直接看一些经典的原著更好吧。我第一次领教了董老师的率直，也记住了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治学原则。直到现在，我还以“好为人师”的导师身份提醒我的研究生：要读经典原著。
在张培刚教授80寿辰庆贺会上，董老师作为张培刚教授指导的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结合张老师的治学与人生，作了激情洋溢的发言，以董老师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造诣，其尊师之情，让我印象深刻。
平静的读书生活很快结束了，开始要走上社会，面临的第一步就是求职。我喜欢北京包容、平静、开放的氛围，希望到北京工作。张培刚老师基于我的求职愿望，提笔向在北京的董老师和厉以宁老师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在北京求职。我通过我的同学李佐军博士，找到董老师的家中，董老师十分热情，并且亲笔为我写了两份推荐信给他的两位事业上卓有成效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厉以宁老师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当时十分狭窄的住所中，厉老师提笔为我写了推荐信，并且积极为我提出建议和帮助。当时董老师和厉老师都是异常忙碌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如此细致地为我设想，除了张培刚教授的影响之外，两位老师关爱年轻人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
到北京工作之后，我开始写一点粗浅的文章，并且参加一些机构不同形式的征文，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在许多这样的征文中，董老师经常是评委。所以我在获奖之后就会在心里嘀咕，不知道董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就是当年东湖之畔以无比崇敬之心去见他的那位莽撞的青涩少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我也步入中年，生活也开始忙碌起来。碰到董老师的机会反而少了，倒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经常感觉董老师还是保持旺盛的研究热情，比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文章经常在文末注明“写于从北京到某地的途中”，或者是“写于某机场的候机室”；碰到董老师的学生，我依然会习惯性的打听董老师的身体生活状况，听说董老师还始终坚持冬天洗凉水澡，冬天再冷也只需一件夹克，心中暗暗祝福董老师。
从香港回到北京工作之后，经过一些转换，开始进入研究机构工作，时间自由支配的余地大了许多。一天，杨再平博士打电话给我，说董老师打算找几个学生，帮忙把他的一些相对零散的文章条理化，整理为一本逻辑结构更为紧密的专著，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整理金融部分的内容，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与董老师的直接交往不多，但我对于董老师的学术观点一直是十分熟悉的。能在董老师的指导下做一点文献的整理工作，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为董老师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和董老师接触的机会多了。一次在讨论间隙，我向已经退休的董老师真诚地表示感谢和敬意，感谢他当年为我找工作付出的关心，董老师一脸茫然，好像已经忘记了；同时我又问董老师，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各种征文中获奖，经常在评委中有他，是不是照顾我了，董老师哈哈笑着说，各种评选基本都是匿名的，只是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是谁获奖，不过经常见到我获奖，才从我的简介中知悉我也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
书稿的整理在紧张进行，但是，在进行当中，忽然获知，董老师身体检查，患有直肠癌，因为他的女婿在美国从事的正是这个方面的研究，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所以董老师决定去美国治疗。在美国治疗期间，董老师还经常通过电邮、或者电话指导书稿整理工作。一次，杨再平博士还告诉我，董老师人在美国，十分关心国内的经济走势，专门就当前的宏观调控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的《金融时报》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算是董老师最后的遗作了。
后来，我听说韩志国在送董老师去美国治疗时，七尺男儿泪流满面。我因而对韩志国一度不满，并且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他时，批评他不该在董老师患病时还当面流泪，影响董老师的情绪，可能反而不利于他的康复，一向善辩的韩志国听到我的指责，竟然也只是诺诺而已，没有多说。现在看来，韩志国先生真的有先见之明乎？真的预感到当时送别董老师就是最后的诀别乎？果如是，则韩志国是对的，我则是大大的错了，错了。
在与董老师的博士生杨再平博士等的谈论中，我提及过多次董老师为他的学友、同时也是张培刚教授的得意门生、英年早逝的曾启贤教授写的追思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董老师对曾老师去世的无限哀恸。我依稀记得，董老师在文章中提及，有一段时间，每当他看到曾老师以前的文章，就禁不住伤心不已。现在，这种伤心的心情轮到我们这些董老师的学生辈体会了，真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杨再平博士告诉我，厉老师会出面召集董老师的追思会，无论是道德文章，厉老师和董老师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敬仰的学者，厉老师来召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说：“今天，他安息了。他在同一天步入了光荣，也步入坟墓。从今而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雨果在纪念伏尔泰的聚会上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雨果真的是伟大的作家，他把我们对于自己尊敬的人的追思表达得如此典雅、灿烂、平静。
董老师，从今而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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