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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孩子丢失黑洞 农民工生存环境和子女教育堪忧

2004年08月16日 14:07
孙菁 徐胜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急剧增加,这些农民工一般聚集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城中村”一样的都市里的村庄。

    云南昆明的“城中村”中有一个怪现象,一些农民工在自己的生活改善的同时丢失了孩子。

    来自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就居住在云南昆明的一个“城中村”里,丢失了两个男孩的他给记者提供了一份统计名单。这份密密麻麻的记录单上,记者看到的是将近200个丢失的儿童的名字。这些儿童绝大部分是男孩,年龄集中在1至6岁之间,地址集中在官渡、西山这两个昆明的城乡结合地区。

    孩子丢失的悲剧反映出“城中村”交织的种种矛盾,人贩子猖獗背后,折射出城市化进程过快、城市管理出现空白、儿童教育出现缺失、民工生存环境艰难等等问题。

    ■孩子丢失率逐年上升

        家长无心打工专找孩子

    王兴普提供的丢失儿童名单显示,孩子的丢失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01年丢失23名,2002年丢失30名,2003年丢失67名,2004年到4月3日为止丢失21名。

    王兴普告诉记者,丢孩子的绝大部分人和他一样属于外来打工人员,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自己的家门口玩耍的时候丢失的。

    为了寻找孩子,家长们在昆明市张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采访的时候,失踪儿童的家长一直围着记者,久久不肯散去。他们争先恐后地告诉记者,每一个孩子的体貌特征和他们为寻找孩子所做的努力。

    半年多来,王兴普几乎没有出去打工,他整天一门心思就是联络更多的家长,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现在王兴普已经联系到了近200位家长,互通消息,甚至一起去找孩子。但他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更多的钱做路费,寻找的结果都是徒劳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们没有任何下落,家长们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一个“城中村”包容27省民工

        大都没有固定职业村里治安混乱

    护福村这个“城中村”从2002年到现在至少丢失了11名儿童。在该村联防所记者了解到,在这里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据统计,有27个省份的人住在这里。

    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达到了6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同时外地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同样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住居民只有56万人,但是外来人口超过了100万人。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外来人口,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的马宁队长的解释是和地理位置有关。

    首先是地理环境。在昆明市的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面积有1025平方公里的官渡区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围绕昆明市区。在昆明,包围在城市里的“城中村”有六七十个。在“城中村”里做联防队员的都感到工作的压力很大。

    之所以难管理,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租住了当地居民的房子。现在护福村的村民都已经转为市民,但是现在他们一没有土地,二没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建房子出租,每个房间的价格平均不到100元钱,这低廉的价格自然吸引了来昆明的打工人员,于是,他们拖家带口全部挤在这样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一栋栋大大小小的楼里面,少则五六户,多则十几户,几乎家家户户都住着外来打工人员。“城中村”就变成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

    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没有固定职业,男的一般是做建筑工或者就在村子里拉三轮车,或者骑摩托车载客,女的通常就卖卖蔬菜水果,做点小生意,将近6000多名外来人口让护福村的大街上热闹非凡,但带来的问题是治安也逐渐地乱了。住在这里的人告诉记者,假如一个女孩晚上八九点出去,胸前若吊一个手机,一不小心手机就会被人抢走。

    ■昆明外来人口处于无序流动状态

        IC卡取代暂住证后基本形同虚设

    在护福村联防所每天的值班登记表和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登记表中,记者注意到这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等治安事件,而在这张登记表中则记录,在出租房中发现有吸毒人员居住。当地警方告诉记者,在鱼龙混杂的外来人口中,就有人贩子在活动。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马宁说:“在云南的昭通、会泽、宣威,在这些地方有很多几代人都从事这种贩卖人口犯罪活动的家族,他们这些人混杂在来昆明的外来人员当中,到了昆明,他们看到周围机会这么多,也就下手了。”

    既然意识到复杂的外来人口中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那么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对他们进行管理呢?马队长说,从外来人口管理暂住证取消以后改为IC卡管理,目前IC卡有30万张,但外来人口绝不止30万。由于资金紧张,他们没有经费来购置解读IC卡数据的仪器,所以这已经办理了的30万张IC卡,实际上形同虚设。现在昆明市的外来人口基本上处在无序流动的状态,没有任何部门挑头来对他们进行管理。这也导致他们对辖区内到底有多少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究竟从事什么职业,居住在哪里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昆明对失踪儿童没有统计数字

        打拐力度加大解救比例仍很低

    究竟整个昆明有多少儿童失踪,采访中,昆明当地的公安机关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承认形势确实严峻,也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专项打拐行动。2003年昆明市“108”专项打拐斗争中,当时昆明的警方到福建晋江,和当地警方联手,辗转十多个县市,展开了一次抓捕解救行动。

    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晋江市公安局民警化装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地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坐在床边的一个老妇人,一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查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这个自称干这行干了十几年的老妇人给两个婴儿分别开价1.7万元和2万元。

    第二天中午,在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查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了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了4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专门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民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房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3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的童车里还有两个,他们全部都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他们被公安民警顺利解救。犯罪嫌疑人交代,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这些违法的勾当。犯罪嫌疑人说一个小孩卖1.1万元。

    随后,公安民警又乘胜追击,继续进行解救行动。解救的一个4岁男孩叫圆圆,解救他的时候,他正和收买他的那家人在一起。圆圆是一年前被这

    家晋江人以16100元买下来的,解救时已经和这家人有了感情。在晋江市罗山镇解救出来的男孩子叫乐乐,当时还只有5个月大,虽然还没有被人贩子卖出去,但是已经被明码标价———1.7万元。还有一名叫亮亮的男孩是在三明市湖美镇解救出来的。他最后的成交价是2.3万元。这个不幸的男孩虽然只有3岁,但被转手倒卖多达11次。在这次行动中,昆明、晋江两地警方共解救出18名受害儿童,抓获犯罪嫌疑人36名。在三个月的会战结束之后,昆明市公安局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

    这次解救行动是昆明“108”专项打拐斗争中最为艰难,也是成就最大的一次。昆明“108”专项斗争由公安部督办,云南省公安厅协助,昆明市公安局在三个月时间里,共派出警力1000多人次,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可是尽管警方使出了重拳,但2003年昆明被拐儿童的数字却不降反升。

    马宁队长说,尽管经费紧张,但是昆明市公安机关对打拐向来非常重视,从来没有因为经费不足而停下追捕的脚步。但是说起成果,马宁却很遗憾:“通过这样辛勤的努力找回来的儿童,应该说跟丢失的儿童相比,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

    ■买方市场通常不在打击之列

        破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马宁说,对于跨省的团伙作案,侦破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几乎没有现场,这让他们很难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而犯罪分子一旦得手,大部分会在半个小时之内带着孩子离开昆明。而更让他们恼火的是,由于团伙内分工复杂,偷盗、运输、贩卖环节重重,有的犯罪嫌疑人还不能说抓就抓。要是抓他的时候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小孩也别想找回来了。地方风俗的一些传统使得这些小孩有的很顺利地落户,这个问题不解决还是不断地有人买小孩。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面对强大的买方市场,尽管法律规定也要对买主进行严惩,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买主不阻挠公安机关解救,通常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使得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止。打击只能说从某种程度上有所遏制,但光靠破案打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在打击拐卖儿童已经成为昆明警方工作的重中之重。各个公安局都是由一把手主抓。从4月1日开始,昆明又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打拐专项行动。但昆明警方也告诉记者,光靠公安部门打击,很难彻底遏制贩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城中村”拐卖儿童的现象严重,除了警方前面提到的那些难处,到底还有哪些问题呢?

    ■孩子上不起幼儿园学前班

        生活环境恶劣人贩子猖獗

    昆明那些丢失了孩子的家长,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到了公安机关。昆明警方也多次约见他们,安抚他们焦灼的情绪。可是,面对众多家长求助的目光,警方有时也觉得有些无可奈何。

    就拿官渡区公安局来说,他们一年用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费是40万元,现在每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经费就占到了17万元。但拐卖儿童的案子还是在增加。他们认为,打击拐卖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字就能解决,这里面牵扯到城市化进程、“城中村”管理、民工权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警方在采访中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些孩子特殊的生活环境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家长告诉记者,上学前班一个学期要四五百元钱,其他的幼儿园一个月要100多元,他们根本送不起。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都收入不高,而且来源不稳定,全家的收入通常在1000元左右,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就只够维持温饱,一台不大的电视就是他们全家最值钱的财产。经济不宽余,他们也很难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当地并没有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而考虑配套相应的公共设施,也没有适合这些孩子的学校,因此,家长基本上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摊点旁边就是孩子成长的地方。拐小孩在这里是很容易得手的,有的人抱着小孩说,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他一颗大白兔奶糖或者一瓶酸奶,小孩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

    ■家长疏忽犯罪分子得手

        孩子丢失悲剧尚未结束

    除了一些现实的客观问题造成了儿童的大量丢失,家长的疏忽则给了犯罪分子下手的机会。记者在官渡区的几个村子里看到:孩子们都自顾自地在巷子里玩,周围的人们都在忙着做各自的事情,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

    一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根本看不出来谁是她的家长。记者询问了周围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她父母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记者不禁有些担心,于是带着她去找妈妈。当记者确认眼前一位打麻将的女人就是孩子的妈妈时,就更加为小女孩的安全担心,但是,忙着打麻将的妈妈似乎不以为然:“她不会乱跑,一般都在那条巷子里玩。”

    这户人家正是丢失孩子的王兴普的邻居,但王兴普一家人的悲剧似乎并没有引起这位母亲的重视。

    记者还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地点是在王兴普另一家邻居门口的三轮车上,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他一下。

    就在记者采访王宗灿夫妇的时候,另一家孩子的走失再一次让记者感到犯罪分子的猖獗。孩子就是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11点左右在村子的一个墙角丢失的,这儿离王宗灿家不到200米。当时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妈妈上楼照看另外三个孩子,11点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相距不到20米远的小伙子们像往常一样在打台球,一些孩子的妈妈在打扑克。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失踪了一个孩子。就在记者离开村子的时候,路上还有许多孩子在独自玩耍,周围没有家长。

    看来犯罪分子是轻易得手,而孩子丢失的悲剧也尚未结束。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