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河生前在进行农业产业发展调研。

    引子

　　2013年11月8日，双鸭山市宝清县殡仪馆。

　　天空中飘着雪花，气温是宝清县入冬以来最低的一天。

　　一个简易的灵棚前，2000多人几乎占满了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县几大班子的领导，有各部门各乡镇的干部，有守灵三天几乎未眠的村支书，更有天不亮就从百里之外赶来的一帮帮农民，其中有人一看到逝者的遗体，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致悼词的县委领导几度泣不成声。

　　肃立聆听的人群几乎都是涕泪横流。

　　在向逝者遗体告别时，人们深深地鞠躬致哀，起身后都不舍地凝视再凝视，拭泪再拭泪，他们要把逝者那亲切的面容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刻在自己的心中。

　　这个情景，在宝清县殡仪馆的历史上，绝对是第一次。

　　一个人，要有怎样的为人，才能让众多送他的人如丧手足般地悲痛？！一个人，要成就怎样的大业，才能赢得这铺天盖地的缅怀？！一个人，要有怎样令人感佩的人品，才能担得起如此厚重的哀荣？！

　　逝者于海河，生前任宝清县政协副主席兼县农业示范园区主任，病逝时，年仅51岁。

　　爱如海河

　　在家人和亲友的眼里，于海河很平凡。

　　1962年8月，出生在辽北地区的一个农家，家中六兄弟，他排行老五。1981年3月，于海河成了宝清县富山乡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凭着出色的业绩，他很快走上教导主任、校长的岗位。

　　1990年，于海河被选任为富山乡党委组织委员。此后,历任乡纪委书记、副乡长、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农业局局长。2012年，他当选县政协副主席，但还兼任县农业示范园区主任。可以说，他这辈子都没离开一个“农”字，没有离开当今黄金赌城娱乐最复杂也最令人劳神的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

　　◆“我就是农民，我懂他们”

　　1995年3月，富山乡天山参场村的干群关系空前紧张，村民上访不断，甚至揪着村干部的脖领子骂娘。村干部也都要撂挑子：“这破‘官儿’，谁爱当谁当吧！”

　　乡党委书记说：“海河，还是你去那儿看看吧，到底咋整。”

　　于海河说：“书记放心，我就是农民出身，我懂他们。”

　　第二天，作为乡纪委书记的于海河拎着行李住进了天山参场村。一进村，他就挨家挨户地“串门子”，并且是三番五次地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座谈，村民上访的症结基本找到了。主要是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村财务管理混乱不透明，虽然明显多吃多占的事儿不多，但偏亲向友、处事不公的事儿也不少，比如农民开荒的自留地，本来按政策规定到一定年限村里必须收回，重新发包，而有的“屯大爷”或与村干部沾亲带故的就是不交，村干部也不管不问。

　　于海河就干部、群众两边做工作，不厌其烦地说啊唠啊。对双方既有批评又有体谅，既要求村干部处事公平，又对村民讲村干部的不易：“咱们天天忙活自家的日子，可村干部们每天得拿出一半儿的时间忙活大伙儿的事儿，一年到头也就多挣个三千多块钱，人家图啥？”

　　在于海河的沟通下，村民的火儿在一点一点地降温，村干部的气儿也一点一点地平息。接着，他又和村干部一起，把村里十多年从未清理的一堆乱账，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笔一笔整理得清清楚楚，还了村干部的清白，也顺了村民的心气。小村终于出现了久违的祥和。

　　三个月的蹲点，于海河没回几次家。本该走了，但是有一件事儿又让他留了下来。

　　原来，每天满村乱跑的孩子引起他的注意。他问村支书：“这不年不节的，孩子们咋都不上学呢？”

　　“嗨！学校的房子快散架了，也没钱修，只好停课了。”村支书皱着眉头回答。

　　“那怎么行啊？！”当过小学校长的于海河顿时急了。他让村支书赶紧带他去学校看看。到现场一看，学校确实破烂到没法用的程度了。

　　“得抓紧把学校建起来！”他坚定地对村干部们说。

　　“那要几十万呢！”“哪有这笔钱啊？”大家一脸的无奈。

　　“怎么解决自留地回收问题，我这些日子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来。现在正好，收回来重新发包，用发包费建学校！”

　　“那可太难了。信不，你收地，得有人和你拼命？！”于海河说：“你们带头，谁和你们有亲戚关系，就先收谁的。”

　　他又开始一家一家推心置腹地聊。那几天，于海河的嘴角烂了，嗓子哑了……他的执著令村民感动，大部分村民交出了荒地，只剩下几户坚决不交。

　　不管咋说，学校必须建。在得到大多数村民的同意后，他带着分地小组在个别村民的谩骂和撕扯中，一边重申政策，一边丈量土地。

　　第二天一早，一个村民拎着把菜刀闯进门来，“咣”地一声，狠狠地砍在桌子上：“我告诉你，要地不行，要命一条！”

　　“咋地，想行凶吗？我也告诉你，如果你把我砍死了，我是因公殉职，你却是必须偿命的罪犯！”一向待人温和的于海河把脸撂了下来。

　　对方被于海河的凛然无畏给震住了：“那……那我们种得好好的，凭啥要收回去？”

　　见对方服软了，于海河的态度也温和下来，他讲完政策讲道理：“谁家没孩子啊，咱农村的孩子要是不上学，就一点儿出路都没有啊。难道你不盼自个儿的孩子将来上大学、有出息吗？”

　　来人半晌无语，收了菜刀默然离去。

　　盖新校舍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上访就找于海河

　　2003年初，是黄金赌城娱乐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进、铺开之年。

　　当时，七星泡镇是全县17个乡镇中最大的一个镇，也是全县经济最差、债务最多的一个镇。2001年3月又赶上撤乡并镇，拥有1.8万人口的凉水乡被并入七星泡镇。至此，七星泡镇共有28个村40个屯近7万人口。刚上任两个月的七星泡镇党委书记的徐顶国大体核算了一下全镇的财务状况——镇政府欠外债2000多万元，各村欠外债8000多万元，全镇债务高达一亿多元。别的不说，仅镇里欠一个小饭店的“白条”就装了一编织袋，有较真儿的人用秤一称，居然有20公斤！

　　债务多，矛盾就多，干群关系紧张，信访量尤其大，镇政府经常被农民围攻。三层的办公楼，几乎找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户。有时值夜班的镇干部正睡觉呢，“哗啦”一声窗玻璃被人砸个稀碎，吓得心惊肉跳。镇机关干部上班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社会治安更是糟糕透顶，每年发生多起杀人案。历时两年多，换了两任镇长，工作局面变化不大。

　　徐顶国心里着急，必须加强领导力量，尽快解决这些难题。他找到时任县委书记的范凤阳说，“七星泡镇的形势太复杂，我的工作压力很大，给我配一个好镇长吧！”

　　“我知道，你这三年挺不容易。我一定给你选一个最好的镇长！”范凤阳答应得非常痛快。

　　2003年初，徐顶国等来了于海河。厚道、温和的于海河让徐顶国心里有了几分踏实的感觉。初次见面，这个朴实的汉子笑着对徐顶国说：“徐书记，我不怕麻烦，也不怕累，以后有事你尽管交给我吧。”

　　当时，七星泡最难缠的问题就是群体性上访，镇政府的走廊里总是挤满了上访的农民。于海河每天一上班，就对上访群众说：“来来来，都到我办公室门口排队，有事儿进来和我说。找别人，最后也得到我这儿解决。”

　　于海河耐心地听每个上访人“诉苦”。从三年五年的旧事儿到十年八年的老账，他一件件认真记下来……到了饭口没谈完，就带着上访人去食堂边吃边谈；下班时还没谈完，就加班接着谈，直到最后一个上访人满意地离开。对那些不方便来镇里的，就通过电话谈，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即便对方凌晨两三点打电话，他也耐心接听；碰到没钱回家的，他就自掏腰包给上访者买车票。

　　因为知道“上访就找于海河”，好多人的手机里都存有于海河的号码。每次打电话，他们最先听到的是于海河“大爷”“大娘”“大姐”“老哥”的亲切问候。显然，于海河也存了他们的号码。

　　有人对于海河的工作方式很不理解：“上访的净是些胡搅蛮缠的农民，你天天面对他们，就不烦？”

　　“我爹妈都是农民，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有啥烦的？”海河说得心平静气。

　　有人说，于海河有一副菩萨心肠，看到他的慈眉善目，气就消了一半儿；有人说，他的心就像是一盆火，再冷的坚冰都能捂化了。

　　因为镇政府没钱，所以冬天也没暖气。于海河在零下四五摄氏度的办公室里，坐着一把冰冷的硬椅子接访，时间长了，生生把腿冻成了脓性关节炎。

　　深知基层工作难处的人都说，接访是“天下第一难”。来上访的大多是一肚子气，有开口就骂娘的，有拎着棍子揣着刀的，别人见了上访的都躲。“他来了，可给我解了围”，徐顶国说，“只有海河从来不躲事儿。他告诉上访人，谁也不许上三楼找书记。他在家接访、坐镇，处理日常事务。我跑外，协调上下关系，争取各方支持。”

　　更令徐顶国感动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于海河将镇财政所28个村和40个屯十几年的乱账，什么三角债、四角债、罗圈债，都捋得一清二楚，并制定了详细的还债计划。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年底收农业税的时候，镇上没有像往年那样怨声载道。过去税收进度总是全县排老么，而这年竟破天荒地进入了先进行列。这，让徐顶国对于海河的看法从颇有好感变为肃然起敬。

　　“你说他得下多大工夫？他真是太了不起了！”至今，徐顶国说起于海河的那股认真劲儿，依然钦佩不已。

　　2004年年末，七星泡镇各项工作考核从以往的全县末位跃至全县前茅，信访工作更是破天荒地从全县倒数第一升为排名第二。

　　2006年，徐顶国升任东升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临别时，他动情地搂着于海河说：“海河，没有你，我在七星泡很难坚持到今天！”

　　徐顶国说，这些年每次聚到一起，他都要先敬于海河一杯。可于海河不接受：“你先敬我，我怎么承受得起啊，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是发自内心地敬重他的品格——无私、大度、善良、高尚！不是他走了我才这样评价他，他活着时，我在内心就这么认为的。做人那么完美，我真的自认不如他！他也看出我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他，后来我再先敬他酒，也就不推辞了。

　　◆跑断腿也要把官司打赢

　　朝阳乡灯塔村农民徐长友至今对于海河感激涕零。

　　那是2011年，于海河任县农业局局长的第二年。3月初，徐长友在县种子营销店买了“嫩单8”玉米种子。哪知到了5月初，播种十天了连芽都没发。看着别人家破土而出的芽苗，徐长友欲哭无泪。为了这三垧地，他贷款几万元。就算毁种、补种，也难以弥补损失，因为过了芒种，补种啥都晚了。六神无主的徐长友在村里转来转去，发现类似情况有十几家，而且有的人家比他家的损失还惨。

　　村民盖东飞家贷款20万元，家里16垧地全部种了“嫩单8”，如果绝了产，他就得倾家荡产！看着七零八落的大田，盖东飞死的心都有，已好了多年的癫痫病几次复发，不省人事。

　　十几户村民们结伙儿找到种子营销店。谁料，那老板根本不认账：“种子没毛病，你们爱哪儿告哪儿告去！”

　　愤怒的村民找到农业局综合执法大队报案。执法大队经调查发现，此案涉及四个乡镇七个村屯42户村民，受损种植面积达200多垧。

　　农民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于海河比谁都着急。他让人通知种子营销店的老板和村民代表来农业局调解。第一次调解的时候，农民们见他一身旧衣旧鞋，压根儿没想到他就是局长。有个脾气暴躁的农民指着他的鼻子骂骂咧咧地问：“你是谁啊，和你说也是瞎耽误工夫，找你们局长来！”

　　于海河却笑着说:“我就是局长。”

　　大伙儿愕然。

　　对证过程中，农民怒火冲天：“不赔钱，我们就上访，找省里、去北京！”

　　“要赔偿，先拿证据来！”种子营销店老板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一百个不认账。

　　几番调解无果，于海河决定带着农民打官司。打官司要证据，但取证太难了，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根本办不到。于海河就带着农业局工作人员逐户拍照录像，现场取证。

　　为了减少打官司的成本，于海河出了个主意，以种“嫩单8”面积最少的徐长友为代表起诉。

　　诉讼过程一波三折。一次，几个农民代表准备到北京上访，在哈尔滨要启程时，被于海河真诚的承诺和苦苦的说服给劝住了。其间，他几次往返哈尔滨和宝清之间，请东北农业大学的专家进行司法鉴定；请来省城的资深律师为农民代理诉讼。在官司进行到关键阶段，又几次到省里有关厅局找领导陈述案情，争取支持。到农民二审胜诉，官司历经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124万元补偿款发放到42户农民手中，于海河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盖东飞在拿到十几万元补偿款后，跪在地上直磕头：“于海河救了我们全家啊！”

　　当记者告诉徐长友，为了和律师商量案情，于海河拖着一条病腿无数次往返哈尔滨；为了等出门办事未归的专家，于海河曾经在走廊一站就是一天。当鉴定结果拿到手的时候，他的右腿已经挪不动了。

　　得知这些细节，徐长友愣愣地说：“知道他肯定没少费事，哪知道他为不认不识的俺们，遭了这么些罪啊！”

　　徐长友还不知道，这家种子营销店的前身——县种子公司曾经是农业局的下属单位。打这场公司，于海河要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

　　徐长友更不知道，种子营销店的老板曾经将10万元现金送到于海河的办公室，请他不要再为一帮不值个儿的农民忙活了，遭到于海河的愤然拒绝。

　　听到这些幕后的细节，徐长友不禁泪流满面，他呢喃着：“这些俺们都不知道啊。就知道没有于局长，这场官司根本赢不了。”徐长友还说，虽然村民们拿到了钱，却留下一个遗憾——他们制作的那面锦旗一直没能交到于海河的手上，因为他太忙了。

　　◆“为农民做事就是报天恩”

　　七星泡镇有个姓韩的村民，上世纪80年代做卖肉的小买卖。因为镇政府买肉赊账，欠了他两万多元钱。后来老韩头患大病，为筹钱看病，把房子都卖了，家里一贫如洗。有一年，他到镇里找于海河申请困难补助。于海河一听他家的困难程度和他的身体状况，就嘱咐民政助理，要按残疾人的最高标准给补助、办低保。并问他，“老哥，你还有啥要求尽管说，我们一定尽力办。”

　　“真的？啥要求都给办？”老韩头眼睛一亮。

　　“我还能糊弄你吗？”于海河笑着反问。

　　于是，老韩头就把镇政府欠钱20多年不还，找谁谁不管，多次下跪哀求都没用，他几次想喝药自杀等等遭遇，磕磕巴巴地讲给了于海河。于海河听完告诉他：“老哥你等几天，把欠条拿来，这钱一准还给你。”

　　随即，于海河召开了党委会，会上发火了：“看看那老韩家都穷成啥样了？就是向咱要钱，咱都该给啊！何况咱还欠人家那么多钱不还，连下跪磕头都没人管，咱还是共产党的政府不是？咱还讲不讲点良心啊？！”说到动情处，于海河声音发颤、双腿发抖。是激动、愤怒，也是惭愧、自责。

　　在于海河的督办下，老韩头的两万多元钱很快还上了。

　　当老韩头听说于海河病逝的噩耗时，拍着大腿说，“哎呀妈呀，白瞎了！这么好个人，白瞎了！”

　　老韩头对记者说：“那笔钱都20多年了，本来已经不抱啥希望了，没想到人家于书记主动问，听完就办。”

　　“对我来说，500元就赶上天文数字了，一下子把两万多元还给我，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五口的命啊！我比于书记大十多岁，但我发自内心地说，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于书记那时做的就和现在习总书记说的对路。他能代表共产党，过去我给磕头的那些人代表不了！”

　　当了多年的农业干部，于海河为农民办的实事儿又何止这几桩？

　　徐顶国说，海河在宝清五个乡镇工作过，这样的故事说不尽。

　　种畜场老上访户刘连增更是常说一句话：“谁要是再难为于海河，就丧良心！”

　　有人问过于海河，你咋对农民的事儿那么尽心尽意呢？

　　于海河说：“咱把农民当爹妈，怎么做都是应该的。对我来说，就是报天恩！”

　　渐渐地，于海河因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担当、特别能化解难题而出了名，于是，哪里有难解的矛盾，县委总是首先想到于海河。于海河成了名符其实的“救火队长”。

　　2008年，于海河被县委点将，从最大的镇调到一个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上访不断的小乡镇——龙头镇任党委书记。

　　2009年底，夹信子镇出现一千多人的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难以平复，已经调任县农业局党委书记的于海河又被县委派往夹信子镇兼任党委书记。

　　就这样，于海河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毫无怨言；就这样，于海河到哪儿，哪儿就云开雾散，风平浪静。而这其中要付出多少真诚？要付出多少心血？没人说得清。

　　于海河总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这绝不仅仅是在说他的出身，而是真真切切地“把农民当爹妈” ！他常引用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有件事极能说明这一点。

　　2012年夏天，宝清县赶上十年不遇的干旱。看着干裂的土地、发黄的秧苗，有的农民急得直哭，于海河也跟着落泪。他知道，如果因干旱这一年没了收成，对那些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意味着可能从此就跌进了贫寒的深渊。

　　很少有人知道，平时一身农民装束的于海河内心却饱含儒雅和诗意，总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点东西。他在自己的QQ空间写下过一篇题为《心雨》的博文，记述了他对那场旱灾的感受：“我做农业局局长时，当时一连数日无雨，禾苗干枯，赤野千里，一片旱象，我心急如焚！真是天天盼着下雨，那种急迫的心情，今天想起来，都有一种被烧灼的感觉！

　　有一夜晚，忽然外边雷声阵阵，随后雨点敲打着窗户，我惊喜地跑向窗前，好啊，下雨了！这种激动真的是无以言表，我的双膝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猛然磕起头来，心中默念着，老天啊，你多下一会儿吧，好让农民吃饱饭吧！说句心里话，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只是小的时候给父母磕过头，以后从没有过。此番做法，只是情急所致。真是天遂人愿，这场雨基本解除了旱情。真的好爱你，我心中的雨！”

　　于海河对农民的爱，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爱的如海一样深沉厚重，爱的如河一般奔涌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