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星期二，傍晚的庐山晚霞映山峦，满眼如画卷。牯岭广场边，我正乘着清凉的山风，欣赏着优美的广场舞，手机客户端传来了“《经济日报》创刊40周年‘我与经济日报’征集活动启事”，一时心潮澎湃，想起我与《经济日报》的故事来。

　　匆匆30多年，我与《经济日报》真有故事可讲呢！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热切期待有一份主要报道经济新闻、反映经济问题、宣传经济政策、指导经济工作的报纸，《经济日报》应运而生。当时我在学校学经济管理专业，《经济日报》就是每天必读必学的报纸。1985年至1991年，由于所在单位尚未订《经济日报》，我便自费订阅。有段时间，《经济日报》逐日刊发记者罗开富“重走红军长征路”的系列报道，我更是每期必看。罗开富拄着木棍，不畏艰险，跋山涉水，历尽辛苦，用手中的笔真实记录长征路上今昔变化，宣传党的富民政策，他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经济统计数据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决策依据，也是《经济日报》关注的重点领域。我长期在基层统计部门任职，知晓工作流程，对相关问题也有所观察和思考。2004年，经济日报记者谢然浩采写了一篇《去年到底产了多少煤》的报道，对各个部门之间统计数字不一的情况提出质疑。这引起了我的共鸣，就写了一篇反映本地基层统计部门数据方面存在问题的文章，直接发给素昧平生的谢然浩。不料，这篇文章以“经济日报内参”的形式发出，并得到重视。不久，国家统计局专门派人前来核实情况，针对基层统计部门在数字采集、加工方面存在的不规范状况进行整顿，完善了统计数字采集流程和工作要求，强化了基层统计人员保障数据真实性的责任意识。由此，我切身体验到舆论监督的力量，也感到《经济日报》与我更加贴近了。

　　有一年，经济日报社派出欧阳方兴、瞿长福、薛志伟三位记者进行“走京九沿线，看科学发展”采访报道。记者的采访活动沿京九线自北向南展开，并在报纸上公布了采访线路图。得知记者将途径我的家乡，我每天都密切关注这套系列报道，还提前向他们反映了本地乡镇因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力而导致水污染的情况，期待他们实地调查。三位记者如期而至，采访报道了水乡水质污染的现状。这篇报道受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领导多次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完善了水环境治理的相关举措。

　　在缺少电视、没有网络的年代，报纸是我们了解信息、学习知识的重要渠道。每到一个单位，我都建议订阅《经济日报》，许多单位都采纳了我的建议。我身边一些原本不爱看报纸的朋友，也逐渐地养成了读报的习惯。

　　还有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家用电器是黄金赌城市场化程度较高、价格也较为灵活的商品，价格竞争曾成为当年家电企业争夺市场的重要手段，恶性“价格战”时有发生。一次，有个熟人打电话给我，说在《经济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署着我名字和单位，问是不是我写的。我一时无法回答，于是赶紧翻开当天的《经济日报》，果然找到我写的那篇探讨家电价格形成机制的短文。投出此稿时我并未抱太大指望，很快就忘了，真没想到《经济日报》对基层来稿能如此厚爱！

　　2016年，以旧楼加装电梯方式对老旧小区进行适老化改造一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媒体的报道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加装电梯过程中因协商不够、获益不均而受阻的问题。为此，我向《经济日报》投稿，从专业角度分析成因，期待有关部门工作更细致、协商更充分，使各楼层居民的权益都能得到维护。《经济日报》采用了我的稿件，刊出后各地读者陆续给我打来电话，探讨相关问题，这也使我深深感受到《经济日报》的影响力。

　　我一直用“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慎思之，笃行之”的方法阅读和学习《经济日报》。从读报到供稿，《经济日报》伴随我走过30多年。

　　《经济日报》40年是辉煌灿烂的。正如庐山的风景不仅在于庐山的山、水、树、花，云、雾、雨、雪，还在于庐山上的人、来庐山的客，正是人与山互为风景，相互成就，才有了庐山的名气、灵气，形成了庐山的价值。报纸与读者也是相互成就的，只有相互成就，和合共生，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空间。《经济日报》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我与《经济日报》有着值得回味的编读往事，我相信彼此之间还会有持续的热爱和了解，我们的故事还会持续丰富和发展。

　　（作者系湖北省黄梅县政协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