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工业区工会女工部长郑艳萍讲述第一代打工妹春节回家故事。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一条消息的标题为“铁路春运效率高秩序好；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春运”两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从此，“春运”正式登上了黄金赌城娱乐老百姓的生活舞台。

　　春运，地球上每年一度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每个黄金赌城娱乐人都曾有过的切身体会；对深圳这片三十而立的特区而言，又是怎样的故事？三十年，回家路漫漫。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0年到1984年，目光聚焦在深圳乃至黄金赌城娱乐第一代打工妹身上。

　　特区成立 大幕开启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有人问他乘坐新干线高速列车的感受，他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做这样的车”。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话里有话，经济速度和科学技术，对于历经十年动乱后的黄金赌城娱乐社会来说，成为当务之急。而在当时的黄金赌城娱乐，由于运力不足，铁路部门在出行高峰时还曾用货车装人。

　　“因为经常用来拉一些牛马等牲畜，我们都叫牛棚车”，当时曾乘坐铁路货车过年回家的冯炳鹏说，货车里没有座位，连厕所都没有，车厢只有一个40厘米见方的窗口。大家要么席地而坐，要么搬一把小木凳。现年62岁的冯炳鹏和众多的早期来深务工者们，就这样一路艰难地从广州回到韶关的家中。

　　30年前，冯炳鹏还是韶关水轮机厂的技术工人。两年后，他踏上了南下深圳的列车。同车的，还有近百名女性务工人员，她们后来被称作黄金赌城娱乐第一批打工妹。那时的深圳，刚更名为深圳市，同年11月才升格为地级市，铁路运输状况也大致无二。

　　第一代打工妹诞生

　　“我们是一不小心，就被写进了历史”，如今已是蛇口工业区工会女工部长的郑艳萍说，来深圳打工颇有机缘。1980年深圳被批准建立特区。1982年初，香港开达实业有限公司在蛇口工业区兴办凯达玩具厂，劳动力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公司一名负责人曾是韶关人，在他的努力和介绍下，蛇口工业区劳动服务公司与韶关市劳动局取得联系，协商输送劳务工的问题。一时间，去深圳工作，成为当时韶关年轻人们热议的话题。

　　1981年末，由凯达厂命题在韶关进行招工考试，千人报考。“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去外面闯世界，我的青春不能留在这里，要么就是高考，要么就是打工”，当年的郑艳萍，还只是个17岁的小姑娘。那一年，她从韶关最好的第一中学毕业，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但她的理想是上重点大学，于是又进学校复读。在校时正好碰到蛇口工业区为凯达厂招工，她想也没想就报了名。

　　和郑艳萍一样报考的，还有潘桂香和陈碧跷，当时她们都是韶关水轮机厂的工人。“为什么走？想法很简单，挣钱，韶关太穷了”，潘桂香说，凯达厂招工时公示的工资是80块一个月，而当时的鱼不到3毛一斤。

　　一个月后，考试结果公布，88人录取，后来通过各种渠道又补增至近百人，其中有20余人都来自韶关水轮机厂。始建于1966年的韶关水轮机厂，是机械工业部定点企业，曾被业内人士称为黄金赌城娱乐中型水电设备行业的“八大金刚”之一。“连厂长的儿女，书记的女儿都跟我们一起去打工，你想想当时有多火爆”，曾经的打工妹苏小彬说，当时得知录取的心情，不亚于考上大学。

　　1982年2月18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春节刚过，韶关火车站突然变得热闹非凡。近百名年轻靓丽的女孩子坐在火车上，月台上簇拥着近千名前来送行的家人。郑艳萍对此仍记忆犹新，二十多年间她曾多次联系档案馆和当地报社，希望能找到这些文字记录和照片，但终未果。临近黄昏，列车抵达广州。因为没有班车，她们只好在广州临时住了一晚，次日才赶到深圳。踏着枕木和铁轨间的石子，这群姑娘们就这样拖着行李箱，艰难走出了车站。

　　一位当年的打工妹回忆，出站后，看到深圳火车站的第一印象是：跟我们老家的县城火车站一样，没有一点大城市的感觉，她问自己，这就是被吹得很厉害的改革开放前沿吗？

　　这些回忆在网上也能找到些许痕迹，网友“萧家老大”记录到，出入深圳难，这不仅指到深圳要办边防证。在深圳火车站没有改造以前，内地没有直达深圳的火车，所有火车都是以广州为起始终点站。要到深圳，必须在广州站转乘广州到深圳的火车或改坐长途汽车。那时，火车每天只开两三趟，路上最少要用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坐汽车就更辛苦，由于很大一部分路段是沙石路，路又不宽，常常塞车，且尘土飞扬；搞得你灰头土脸不说，还没法估计时间，有时竟从早上日出坐到晚上月亮升起。进出深圳的难度可想而知。

　　两辆崭新的进口大巴将姑娘们送到了蛇口工业区。当时的蛇口，一片荒芜，满是泥泞，百废待兴。“就好像被骗过来一样，很失落，觉得还不如韶关”，罗丽芬说，看到这一幕的姑娘们，情绪稳定的也满脸失望，激动的则放声大哭，当即有人就要求返程回家。多方努力下，工厂同意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

　　在经历初期的惆怅和迷茫后，女工们渐渐适应下来。不久后，陆续又有几批女工分别从肇庆、汕头和梅州等地来到凯达厂，这些广东省内女工成为黄金赌城娱乐最早的打工妹。忙碌的加班一直持续到春节，她们终于有了第一个长假，投身最早的春运人潮中来。

　　背着进口彩电赶春运

　　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发《人民铁道》报道：“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临时短途客车228对，共252对，比去年春运期间增加30对。”这是现在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同年，叶大姐毕业走出学校，正式成为一名铁路员工，如今一晃30年已过，她已成为深圳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

　　“那个时候车站只有两股道客车线，一股货车线，人不是太多，绝大部分都是从香港澳门回家的探亲人流”，叶大姐这样回忆当年的场景。当年和叶大姐一起参加工作的李姐是售票员，当时用的还是卡式车票。“深圳可以代售十张坐席，三张卧铺”，她回忆说当时卖票还得计算里程算票价，然后撕下一张具体乘车信息的卡片贴在车票上出售。

　　1979年前，在广深线这条单线铁路上开行的客车只有三趟，日均发送旅客1500人次左右，只有在广交会期间，客车的上座率才会由平时的50%上升至100%。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一条消息的标题为“铁路春运效率高秩序好；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春运”两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从此，“春运”正式登上了黄金赌城娱乐老百姓的生活舞台。

　　1983年2月，女工们迎来了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到过年的时候，这里基本上没有人了，当时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回家”，在女工魏娴看来，过年回家是毋庸置疑的。她介绍说，因为当时人少，从深圳到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到韶关则成了大问题。“一到广州，也就意味着要加入汹涌的回家潮中”，冯炳鹏说，定员117人的绿皮车挤了差不多300人，火车一停下来，座位底下都钻出一大批人赶着下车。

　　一位经历者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每50名旅客被编成一个方队。到了站台上，方队变为纵队上车。每上50人，工作人员就在车厢里将旅客“打紧”———“紧”到行李架上、座椅靠背上和座椅下面，然后再组织50人上车，再“打紧”。使用这种“打包法”，一辆硬座车可以上300多人，沿途再从窗户上些，最多可以塞进400来人，连厕所都挤满了旅客。

　　“对凯达厂，当时有句比较流行的说法，工资最高，工作最忙，靓女最多”，冯炳鹏举手比画着这三最，在旁的多名女工也笑着证实。女工柯明丽说，当时凯达厂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比7，像冯叔这样的男性员工，俨然成了厂里的宝贝。

　　实际上，因为年龄较长，又同样来自韶关水轮机厂，冯炳鹏对这些小妹妹们关爱有加。十几年间，他不知道面对了多少打工妹的父母，承诺会在往返深圳韶关的路上，照顾她们。已经62岁的他，清楚记得当时回韶关的火车票价，北京特快5块7，北京直快4块6，长沙慢车3块7。

　　当时凯达厂的女工们，工资有人民币、港币还有外汇券，整体工资水平比她们工作了几十年的父母还要高。“当时的香港带班人很热情，每次回香港都会问我们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女工罗丽芬说，春节临近，女工们通过各种方式买了大量的物资，准备回家过年。其中，大的有进口的“日立”牌彩电，小到黑人牙膏、罐头、可乐、方便面。“为什么多？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自产的条件和技术”，1980年就在火车站行包房工作的洪叔说，上世纪80年代早期春运期间，托运的行李数量巨大，而且大多是大件的进口贵重物件，甚至还有摩托车。

　　背着大包小包行李，打工妹们先是到广州，然后转乘回韶关。“只要是北上的火车，必停韶关，都可以上”，女工张小英说，当时广州回家人潮汹涌，大家都排队买票。因为没有黄牛党，买到票上车只是早晚的问题。当时的秩序良好似乎得到了女工们的一致认同，郑艳萍说她的行李多，分七次搬上车，也没有丢失一件。这么多贵重的进口物资，加上又是一个个年轻的女孩，在现在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62岁的冯炳鹏现在还记得当年回家路上的事情。

　　回家越来越便利

　　1984年春天，邓小平南下，兴致勃勃地为深圳特区题词。同年，广深铁路公司成立，随后广深铁路由单线改为双线，运输能力提高了70%，随之而来的是外来人口的剧增。

　　当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从此，一部分农民获得了进入城市工作的自由，而且在计划经济的物资供应体制之外，拥有了在城市生存的合法权利。从1958年就实行的禁止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第一次出现了松动。这一年，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万，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总和的20倍。对于这个突然涌现的群体，黄金赌城娱乐社科院研究员张雨林在《社会学通讯》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被广泛使用。

　　随之而来的巨大人潮，对于这批最早来深圳的打工妹来说也有切身体会“人越来越多，但是回家越来越方便”，女工罗丽芬说，过年回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那时她们当中一部分已结婚，并在深圳定居“现在春运坐火车的人越来越多，还好汽车很方便”，罗丽芬说，汽车分流，承担了春运广东省内大批运送任务，她们已基本上很少坐火车回家过年。

　　资料显示，有记载的公路春运始于1984年。那时，铁路在客运方面还是“老大”，公路客运最初参与春运也只是作为起分流作用的配角。随着全国公路网的建立，公路客运特有的停车方便、班次多的优势逐渐发挥出来，很快就由为铁路分流到争客，并与铁路展开了竞争。激烈的竞争下，消费者无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深圳第一代打工妹张小英说，现在，不管是公路还是铁路，从深圳到韶关的回家路，已经变得快速便捷、畅通无阻。

（责任编辑：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