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岂能搞“竞赛”(论法)

　　倪 弋

　　近日，河南南阳两名交警因抢开罚单而起争执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争执中出现“完成执法任务”“如果开不来罚单回去就要挨骂”等话语，引发了是否存在“罚款任务”的广泛质疑。

　　对此南阳交警一负责人解释说，从未摊派过罚款任务，而称“这是一种绩效考评，竞赛式的，以分值计算。比如处罚一个酒驾记多少分、中队记多少分等。”但公众仍不禁要问：此种“竞赛式”考评机制，与群众广泛质疑的“罚款任务”又有多大区别；此外，此种机制又是否合理合法？

　　对该交警负责人的解释，仍有人质疑“罚款任务”和“绩效考评”内容实则一致，所谓“绩效考评”只是用以平息舆论质疑的说辞。事实上，即便没有明确的“罚款任务”，此种“竞赛式”考评也无异于变相的“罚款任务”。

　　如果依据此种考评机制，则意味着当地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执行的扣分和罚款越多，在绩效考核中就越能名列前茅，这势必会“激励”交警们在执法“竞赛”中多扣分多罚款，从而多挣分值来提升绩效，因此发生“抢开罚单”的情形也就不奇怪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执法者将处罚数量与绩效高低相挂钩，则难免将执法简单化为“执罚”，同样易诱发“执法经济”的弊病，不仅暗藏着执法权被滥用的风险，甚至可能滋生腐败等权力寻租乱象，最终损害执法公信力和良好的法律秩序。

　　其实对“罚款任务”及其变相形式，法律早已明令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不得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款指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以罚款数额作为考核交通警察的标准。如此看来，无论是否存在明确的“执法任务”摊派，此种“竞赛式”执法绩效考评机制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作为一种管理和激励的机制，绩效考评在交警部门执法工作中被推行，本不必苛责。但如何发挥考评对执法工作的激励和优化作用，关键是要以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和政绩观为指引。执法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执法者应始终恪守执法为民的法治原则，绝不能公器私用、为己牟利。

　　此外还应明确，交通执法本身只是工具而非目的、更不是政绩，执法的目的在于警示和教育公众遵守交通规则、维护公共安全，而通过有效执法最终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才是真正的政绩。

　　因此，交通执法理应破除“视执法数量为绩效”的考评方式，切实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依法行政原则，并将交通秩序的好坏和人民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执法工作的重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