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人笔记杂抄里那些有趣的过年习俗——古人在春节的仪式里，投入了对生活的热情

　　书影自上而下：

　　《帝京岁时纪胜》

　　《荆楚岁时记》

　　《东京梦华录》

　　左图为清福贵　《岁朝图轴》

　　右图为唐张萱　《游春图》

　　题图为清郎世宁　《乾隆岁朝行乐图》

　　在农耕时代，过年是一场长长的期待，每做一天的准备，过年的欢喜也就累积一点，先民在种种仪式里投入了生活的热情和渴望。先民们也是风雅的，他们把农闲季节的时光打发得充满活泼声色，把“年”过成了一种隽永的艺术。

　　一一编者

　　农耕时代，迎新春是一场漫长的期待

　　《红楼梦》　里，贾府过年是很隆重的，刚进腊月，王夫人就指点王熙凤筹备起来。寻常百姓家没那么浮夸，但也要忙活整一个星期，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意思是正式地进入“新年时间”。在年节文化特别发达的宋朝，朝廷官员们从腊月二十三这天开始放年假。民间有“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意思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百姓家在二十四、水上人家在二十五举行祭灶仪式，正式地迎接过年。从腊月二十三到除夕的这段时间，称为“迎春日”。有童谣唱：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买爆竹；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倒有；三十日，阖家欢乐吃饺子。过年是一场长长的期待，每做一天的准备，过年的欢喜也就累积一点，先民在种种仪式里投入了生活的热情和渴望。

　　关于祭灶，《帝京岁时纪胜》　里说得详细：“二十三日，扫除炉灶，以净泥涂饰，谓之挂袍。”意思是家家户户要清洗灶具，灶头用新泥抹过，涂上白灰，厨房里也打扫干净。“送灶王爷上天”的风俗按民间喜闻乐见的说法，是不愿他到老天爷那儿说人间的坏话。其实，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旧时，祭灶根本是出于卫生的考虑。紧接着祭灶的就是扫房子，民间叫“扫尘日”，大扫除从腊月二十四持续到年三十，干净清爽地迎来新一年，屋子和内心都是敞亮的。传说尧舜时代已有“扫年”的习俗，《礼记》　有载：“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先民的扫年活动既是为了卫生，同时有“驱鬼”的朴素愿望，这“鬼”主要是指藏在角落里致病的鬼，以及自身体内的病鬼。农耕时代，好身体是生活的本钱。冬春之交，既是农闲时节，又逢万物复苏，此时大扫除，不仅制造年节的热烈气氛，更对健康有利。到宋代，扫年之风已很普遍，《梦粱录》　里写：“十二月尽，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阁，去尘秽，净庭户，以祈新岁之安。”

　　既要忙活家务，也不能耽误买买买，无论什么年代，置办年货总是很欢喜。看　《东京梦华录》　里，汴京腊月的市场多热闹：“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道符及回头鹿马、天行帖子，或卖干茄瓜、马牙菜、饺牙饧之类，以备除夕应用。”到了清代，更有“年市”这个词，《清嘉录》记载了苏州的年市：“市肆置南北杂货，备居民岁晚人事之需，俗称‘六十日头店’。熟食铺、豚蹄鸡鸭，较常货买有加……鲜鱼果蔬诸品不绝。锻磨磨刀杀鸡诸色之人，亦应时而出，喧于城市。”这段声色俱全的描绘，有铿锵的市井声，年市里最热闹的，当属杀鸡宰猪。农耕文化的背景下，物质是有限的，“酒肉”不是日常的饮食，普通人家只在年节放开了吃鸡吃肉。再者，新年里忌讳动刀剪，于是家家户户赶集囤起“年肉”。

　　按着老法，初一到初五不仅不能动刀，还不能动火，所以有年谣唱：“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打年糕、蒸馒头，这是备吃食。贴花花就是贴窗花、桃符和门神的统称了。有俗语云：“正月十五贴门神，迟了半个月”，意思是除夕前务必把门神和桃符贴妥了。早在南北朝时，祭门神就是大事，有一套庄重的仪式，《荆楚岁时记》　描述，“望日祭门，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祭了门神，要挂个桃木做的符，因为桃树被认为是仙木，可以制鬼，如　《太平御览》　里总结：“桃者，五木之精也，压服邪气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

　　逐渐，门神取代了“桃人”。门神的身份一直在变，唐朝时最富盛名的门神是捉鬼的钟馗。宋代靖康年间以前，中原人民不太介意门神的身份，画上大汉模样威武就行。宋元之后，秦叔宝、尉迟恭、赵云、岳飞、孙膑等名将陆续加入了门神的行伍。老百姓觉得，门神为人时的身份越显赫，越能镇鬼驱邪。有的人家贴门神时还附上对联：昔为唐朝将，今作镇门神。

　　做完了全部的准备工作，翘首期待的年三十到了，所谓“除夕”，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在这天，祭祖是头等大事。《诗经·小雅·楚茨》记录了一次祭祖的全过程，诗里有一句：“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意思是，我们把酒食来献祭，请祖先安坐享受，求你们赐福后人。这是一项虔诚严肃的活动，总是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率领族人在祠堂或家庙里缅怀祖先的功德，在《红楼梦》　里，曹雪芹描写贾府的年事，浓墨重彩的一笔，便是贾母率子弟在祠堂祭祖。

　　忙完祭祖，这年节真正进入了玩乐的时间。吃和玩都较平常放肆些，尤其是放爆竹这桩新年特权。这种风俗的源起，是因为先民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认为坏事是鬼神带来的，燃放爆竹则能驱鬼。参照　《神异经》　的描述，“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性不畏人，名曰山臊，犯之令人寒热。尝以竹著火中，爆扑而出，臊皆惊惮。”《荆楚岁时记》　也说：“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可见，“爆竹”最先是个动词短语，指“火烧竹子”，后来变成了名词，就像　《通俗编俳优》　里总结：“古时爆竹，以真竹著火爆之，唐人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虽则唐代诗人来鹄有诗：“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但新年燃爆竹这习俗，是在宋朝盛行起来。《东京梦华录》　记载，当时开封街头，有专门生产爆竹的作坊，当时火药已经被发明，爆竹从竹筒演变成纸糊的筒里裹着火药，还有用麻绳把单响的爆竹连成串子，即是最早的“鞭炮”。

　　至于燃爆竹的时机，是除夕夜还是初一凌晨？　古人是不介意的，反正除夕要守岁到天明。通宵不睡，却不尽是为了玩乐狂欢。守岁是一种寄托了心愿的仪式，如孟浩然在　《田家元旦》　里写的，“田家占气候，共说此丰年。”庄稼人守岁通宵，是要从子时到黎明不断到院子里观看天象———如果东方天色先发白，新一年宜种棉花和小麦；天色发黄，种玉米和小米；天色发红，种高粱；天色发黑，种黑豆。这些说法如今看来全无科学依据，但在靠天吃饭的时代，这些风俗和经验之谈反映着先民盼望丰收的朴素愿望。

　　“年”这一字，始于土地的收成，延续于对更多收成的美好期待。

　　过年，是风雅的

　　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中，“远游”不多见。古人认为，过年是家族团聚的时刻，不作兴浪游在外。年假是那么长，农闲季节的时光又特别的闲散，这假期要怎样过得充满活泼声色呢？　在这个问题上，古人们是很风雅的，他们把“年”过成了一种隽永的艺术。

　　比如，新年穿新衣，新衣需得是青衣的，以此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后汉书·礼仪志》　里记载：“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春旛，以示兆民。”那时，人们相信春季是万物复苏生长的季节，草木葱茏，天地之间大片苍翠，这个时节对应的颜色是青绿色。皇室和贵族很隆重地把穿青色的袍服当作正经仪式，是为表示自己与“天意”的联系。同时，春季对应的方位是“东”，所以皇帝要声势浩大地领着文武百官在都城的东门外迎春。

　　过年饮酒不稀罕，但如果这酒像　《楚辞》　里形容的：“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就散出了别样的芬芳。蕙肴兰藉，桂酒椒浆，有酒时必有花。来看晋人董勋的描述：“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这是用花椒泡酒，还会放些冬日可得的花朵。比如　《四月民令》里提到“梅花酒”，“元日服之却老。”春节喝酒，喝其美味，也取吉祥的愿景，在饮酒的醺醺然中，对抗衰老，抵挡时间无情的流逝。董勋还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当一家人和和美美坐在一起喝酒时，要让小孩子先喝，因为他们人生正在展开，年长一岁是可喜可贺的。而越是年长的成员越排在后面，毕竟一年年地老去了，时间对生命不停息的碾压，实在不是值得庆贺的事。《荆楚岁时记》　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自那时起，古人确立了这套新年的饮酒礼仪，到了唐代，白居易在　《三年除夜》　里写道，“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很有画面感了。

　　冬春交替的日子，是一年里农事消停的时候，所以，群体的娱乐活动也就热络些。在诸如灯会、庙会和游春的社交场合，青年男女们都是爱打扮的，姑娘们通常会画上一种“梅花妆”。这个妆容的来历，和南北朝的一则宫廷轶闻有关。据传，某年农历正月初七　(俗称“人日”)，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卧在含章殿的檐下小憩，有一阵微风把几朵梅花吹落到她的额头上，经汗水渍染，公主前额留下了花痕。皇后见了，十分喜欢，此后，爱美的寿阳公主时常摘几片梅花贴在自己前额，宫女们跟着仿效起来，这种“梅花妆”很快从宫廷传到民间，受到了女孩子们的喜爱。到唐朝时，姑娘们的妆容越来越复杂，发展成往脸上贴金箔花钿，有“斜红、面靥”，相当于现在的腮红和修容，“万金红、大红春、内家圆”则是名目繁多的唇妆。唯独“梅花妆”仍被当作特别的春节假日妆容。宋代的《太平御览》　里写，“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自后有梅花妆。”张岱的　《夜航船》　里也记了一笔：“刘宋寿阳公主，人日卧含章殿檐下，梅花点额上，愈媚。因仿之，而贴梅花钿。”

　　除了化妆，还要剪彩绸，做燕子头饰。最早见于　《荆楚岁时记》：“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燕子被认为是代表春天的鸟，彩燕迎春，就是想要像它们一样轻巧地迎接新春呀。

　　到了宋代，不仅姑娘们戴头饰，男人们也戴起花来。和“簪花”“赐花”有关的文字常见于唐人宋人的笔记。《景龙文馆记》　提到，“正月八日立春，内出采花赐近臣。”元月里天气尚冷，鲜花不多，这一习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贵族的特权。《东京梦华录》　说：“自郎官御史以上皆赐春旛胜，戴归私第。”《闻见近录》　则说：“绍圣二年上元，幸集禧观，出宫花赐从驾臣僚各数十枝，时人荣之。”可见君王赐花于臣子，是一种级别很高的恩典。《水浒传》　里有一回，元宵将至，柴进和燕青在酒楼上，看到楼下“往来锦衣花帽之人”，当两人被告知，“翠叶金花”是徽宗钦赐、戴宫花者能自由出入宫廷，他们是相当羡慕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男人簪花是身份的标识。

　　饮酒穿戴种种，终归是诉诸于物质层面的。相比之下，“新春御风”则把风雅的意蕴烘托到极致，近似一个行为艺术作品了。参看陆机在　《要览》　里的描写：“列子御风，常以立春归于八荒，是风至，草木皆生。”御风者，便是君子驾驭着风，乘风而行，这构成了一幅写意抒情的画面，也是一种非常文艺的行为：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春天正在来到，人也如同草木一般，要“生发”，要打开感官体验春日。

　　新春新春，最动人的，还是春天的气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