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演唱会 曲目缩水谁之过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通报，针对“浮游赵雷2017北京演唱会”申报40首曲目仅演唱27首，且未公示最低演出曲目数量的情况下，做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这也是全国首起因演出主办单位未公示演出最低曲目数量而被处罚的案件。明星演唱会向来是演出消费热点，但是一些演唱会的主办方打着大牌明星参演的旗号，标高票价吸引消费者，对于明星的演出内容及时长却只字不提。不够全面的宣传信息，让明星成为演出门票涨价的砝码，虽然主办方从中获益良多，但是消费者的损失却往往难以追回。在此情形下，强化监管便显得十分关键，然而，演出市场秩序的维护，不仅要靠法律与相关规范性文件，行业内部自律体系的建立同样重要。

　　内容缺斤少两

　　据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通报，2017年11月30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收到举报，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了艺人赵雷北京演唱会门票并观看了演出表演，发现实际表演的演出曲目与演出活动之前查看的曲目数量不符，有“缺斤短两”的情况。经执法人员调查了解，北京某文化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浮游赵雷2017北京演唱会”营业性演出活动，该单位申报演员演唱曲目为40首，现场演出中，主要演员只演唱了申报的27首曲目，未能完成报批中的节目内容，且在演出前售票宣传中未告知消费者该场演出最低时长、最低演唱曲目信息，该演出举办单位在演出经营活动中未及时告知观众并说明理由。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法对该公司做出了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但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2013年5月，后街男孩在成都举行演唱会，观众不仅反映现场体验糟糕，歌单更是大幅缩水，说好的32首歌现场仅演唱了十几首。近百位歌迷要求退票和主办方赔礼道歉，共涉及10余万元票款；2016年7月，韩国男团BTS防弹少年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报批曲目为26首，但最终只唱了15首。售票方北京新锐文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官微致歉，但未就删歌问题予以说明，引起歌迷不满。

　　北京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王宁之表示，一些经纪公司和一些艺人不太注意就变更演出内容和数量没有让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特别是未向消费者做特别说明， 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此次通过罚款加大了执法力度，保护了消费者权益，也保护了一些艺人的权利。

　　长期以来，一些演出主办单位打着大牌明星参演的旗号，标高票价吸引消费者购买，但对明星在整场演出活动中表演的内容和时长只字不提。在演出过程中，明星艺人只进行少数曲目的表演，与消费者期望有很大差距，产生了纠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2017年8月5日，梁咏琪2017演唱会北京站营业性演出活动举办方未在演出前明示演出最低时长、最低曲目数量，未履行依法需要承担的义务，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也对演出主办方做出了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而在2016年的长江音乐节现场，大量的粉丝长时间地等待演唱3首歌后换装重返舞台的孙燕姿，但孙燕姿却并未再次出现。事实上，主办方与孙燕姿仅签订了演唱3首曲目的合约，但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将演出时长夸大为半个小时。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消费者刘女士反映，参加一生朋友“唱醉北京”演唱会，花980元观看的所谓“大型演唱会”就是“演出大杂烩”。演唱会上演出《红绸舞》和《今天是个好日子》等歌曲，在广告上看到的却明明是李宗盛、周华健做主打，距离演唱会结束不到1小时，李宗盛与周华健终于出场，各自献唱4首歌便离场。

　　随着国内演出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演出产品日益丰富多样，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新的演出业态、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对演出市场管理和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此类通过夸大演出时长来吸引消费者的行为，已然触及了管理的红线。

　　票价涨势虚高

　　明星演唱会向来是演出市场的一大热点，虽然演唱会的票价远高于其他演出类型，但是越贵的票意味着与偶像的距离越近，演唱会的千元高价票也呈现出一票难求的火爆行情，在此市场行情下，明星也成为不少演出“涨身价”的关键。

　　消费者赵女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此前在上海举办的“2016 K-FRIENDS CONCERT with EXO”演唱会，广告及各种宣传文案都表示B1A4组合是作为嘉宾前来助阵，EXO唱10首，B1A4唱6首。但进了场才发现这是一场拼盘演唱会。B1A4唱了8首歌以及做了互动访谈，然后EXO才出场，仅唱了5首歌就结束了。且成员张艺兴当天因拍摄电影未到现场，但主办方事先并未就此说明，场内还有很多他的粉丝，“这场演唱会门票最高票价是1280元，最低480元，但内场的票价被炒到了4000-6000元不等，前排位置甚至高达上万元，然而最终的演出却与宣传大相径庭”。

　　事实上，近年来演唱会市场中的高价票也在不断突破极限。此前大部分明星的演唱会票价最高不过1200-1500元，周杰伦、五月天等以巡回演唱会为主的明星，最高票价也仅在1800-2000元之间，随后，市场中却出现了诸如3333元、5555元这样价位奇怪的高价票，2016年，王菲举办的“幻乐一场”演唱会，将演唱会高价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最低1800元、最高7800元的定价也一度引发市场热议。

　　演出市场乱象其实一直就存在，只是EXO演唱会成了爆发点。在此之前，韩国组合BigBang上海演唱会同样出现了不少问题，由于正规渠道购票基本无望，大批粉丝为了能够现场观赏偶像风采，不得不从“黄牛”手中加价购票，门票最高被炒到19800元，是原价的13倍多。但是花费高价进场看到的演出却与宣传严重不符，利益受损的仍然是消费者。

　　“演唱会高价票与其说是用价格筛选受众，倒不如说是对粉丝经济的一次集中挖掘。”演出行业评论人黎新宇表示，在实体唱片销售不景气、数字唱片正在起步的当下，演唱会无疑是明星市场号召力的一块试金石，相较于售价在5-30元的数字专辑，动辄千元的演唱会门票显然更能映衬出粉丝对偶像的衷心，“演唱会高价门票数量有限，属于稀缺资源，自然会成为粉丝眼中的香饽饽，但是未能成功抢到票的粉丝也会将目光投向下一票段，以此类推，各个票段都有粉丝填补，一场演唱会便可实现盈利最大化”。

　　行业利益链暗藏

　　“演唱会曲目‘缩水’的现象最容易出现在拼盘演唱会上。”演出行业评论人张文策指出，有一些主办方为了利润，打着大牌明星参演的宣传，却有意识地在宣传时模糊明星的具体演出内容与演出时长，借此标高票价，但最终买单的却是观众。

　　以引发诸多纠纷的“2016 K-FRIENDS CONCERT with EXO”演唱会为例，演唱会主办方海颂国际传媒首席执行官宫庭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据宫庭海的说法，北京海颂国际传媒与上海新雨后文化体育信息有限公司分别以70%和20%的投入成为本次活动的主要责任单位，另外参与活动的一家公司投资了10%。然而，海颂国际传媒并未与韩国经纪公司直接签约，而是通过3家中间公司连线。宫庭海表示自己不会韩语，根本无法与韩方直接沟通。目前3家中间公司中，韩国WAN、深圳亚提斯公司已经无法取得联络，超过700万元演出费用无法追回。2016年3月28日，上海市文广局表示，在尽快做好退票事宜的同时，今后这一类未尽主办方义务的演出公司等将被纳入上海文化市场黑名单。

　　有业内人士透露，许多二三线城市的演唱会因为缺乏有效监管，各部门之间配合不健全，频频发生“虚假宣传”，演出主办方更是将商业演出当成演唱会，把明星见面会当成演唱会，并借此捞金。目前，粉丝经济是音乐产业的主要收益渠道，越来越多的主办方看到了明星演唱会带来的影响力和利润。在利益驱使下，主办方会在活动宣传、审批等前期筹备中玩文字游戏、钻漏洞的空子；主办方联合黄牛抬高票价，甚至拒绝打款、坑骗艺人。

　　监管亟待收紧

　　演出商陈琛表示，演唱会曲目申报通常会多报一些曲目，为正式演出时选歌留有余地，之所以要在演出前明示演出最低时长、最低曲目数量，其实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营业性演出活动通常有演出时间的规定，一场个人演唱会能唱完40首歌的情况并不多，但是对于演出信息有明确的公示可以避免观众步入消费陷阱”。

　　近几年来，类似演唱会误导式宣传、内容兑水等演出问题频发。演出中介在国内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中介拿下某一热门歌手或者组合的演出代理，再找大型演出公司接盘，但演出公司有可能转手给其他小公司执行。这种分销模式也就导致最终的执行方不够专业，也没有经验，问题频发也就在所难免。在演出行业评论人王毅看来，对于演唱会市场出现的乱象需要加强管理，可以通过市场、政策或是相应的行业协会等多方面力量进行监管，将其引入良性发展。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认为，演出单位对时长和曲目随意更改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或造成违约。消费者购买演唱会门票，实际上与演出单位形成了协议。如演出单位在购买网站上已经公示了最低曲目、最低时长等信息，却在实际演出中没能完成，这就构成了违约。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向主管部门反馈或者走法律途径。

　　据大麦网发布的《黄金赌城娱乐现场娱乐消费洞察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文化演艺类消费规模预计达119亿元,而演唱会的票房占比尤为突出。为了遏制演唱会市场中的乱象，肃清行业发展环境，相关部门对于以演唱会为主的现场娱乐行业监管也开始收紧。

　　文化部在2017年7月6日颁布了《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明确规定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在销售演出门票时，应当明示演出最低时长、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主要演员信息，涉及举办演唱会的，还应当明示主要演员或团体及最低曲目数量，其目的在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向各大演出主办单位，大麦、永乐等票务网站提出要求，要求标注最低时长、曲目等信息，目前都已执行。之后，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将进一步加强营业性演出市场的监管，规范营业活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如消费者发现类似问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诉诸法院。

　　黎新宇表示，此次通报国内首起最低演出曲目数量未进行公示、未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案件，既是对营业性演出市场规范化运营的警示，更加明确演出主办单位在演出活动中所承担的义务，从而加强营业性演出市场的监管、规范营业活动；同时也为消费者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了维权的渠道，“演出市场秩序的维护，不仅要靠法律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约束，行业内部自律体系的建立也同样重要”。

　　一块票房蛋糕很多人分，演出商行业内的竞争激烈可以说是白热化。越来越多的演出商开始操盘演唱会，在激烈的竞争下演出商必须抓好内容、做好服务才能长久。打好演出行业基础是很重要的，国内有些小型演出商，从对接国外独立音乐人做起，始终能够自负盈亏，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这才是扎实稳妥的长期演出盈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