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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文献重光的背后

2019年05月31日 17:12    来源:浙江日报    本报 俞吉吉 徐贤飞 侯明明 县委报道组 朱跃军

  5月24日,武义县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国宝·重光——南宋徐谓礼文书陈列”对外开放。17卷文书,洋洋4万余言,完整记录了一个普通官员从低层到中级、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仕宦履历和官场百态。

  这些文书,正是穿越近800年时空留存至今的惊世国宝、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南宋徐谓礼文书。它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宋代纸质文书,也是迄今为止浙江发现的最重要的宋代文物。

  从2005年被盗掘出土,到2012年被武义公安机关悉数追回,再到如今被悉心珍藏,这些文书重见天日已有14年之久,然而,纸张依然完好无损,文书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刚劲。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徐谓礼文书在地下埋藏了将近800年不朽,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重回人间;这是一件绝对意义上的无价之宝,徐谓礼文书作为宋代手抄孤本纸卷,比起一般的宋版书籍,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一段南宋王朝的历史缩影。

  随着武义县博物馆新馆落成开放和研究工程的进一步推进,徐谓礼文书里包含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获得了全新的解读和绽放。

  一份文书

  描绘南宋官场形迹图

  南宋迁都临安,当时的浙江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一直以来,浙江并没有发现太多重量级的南宋文物。徐谓礼文书被认为是黄金赌城娱乐考古史上罕有的文献大发现,成为迄今为止浙江发现的最重要的宋代文物。

  宦海浮沉三十载,文书穿越八百年。《徐谓礼文书》共有17长卷,各卷长度不一,共计长32.2米,宽约39.5厘米。包括三方面:“录白告身”“录白敕黄”与“录白印纸”,其中,告身10道,敕黄11道,印纸批书80则,共有4万余字。完整记录了一个普通官员从低层到中级、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仕宦履历和官场百态,为我们展示了南宋时期的官僚制度、政务运作和社会风情。

  宋代官制,确定官员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两个,“阶官”和“差遣”。“阶官”是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差遣”标志其实际掌管事务的职位。用现在的话说,“阶官”相当于干部的行政级别,好比现代的科级、处级,“差遣”则是具体的职务,好比现在的科长、局长。

  “告身”就是官员阶官的“任命状”,由三省宰执签署。徐谓礼作为中下层官员,一生共12次转官,现存告身10道,有4道“敕授告身”,6道“奏授告身”,其格式严谨,体现出文书制敕、拟定、审阅、批准的任命完整程序。

  “敕黄”,即官员的“差遣委任状”,由尚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签发,用黄色绫纸书写,故而得名。徐谓礼共担任过13任差遣,其中3任差遣以告身形式颁布,其余的10个地方官差遣则皆用敕黄形式。

  “印纸”,则可以理解为官员的“业绩考核表”。当时,官员上任,由上级部门颁给一张印纸,记录着该官员任内的考核内容(称为“考课”),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印纸过去只见于宋代文献记载,徐谓礼文书出土后首次得见实物。

  “录白”可以理解为“副本”。出于上交有关部门或官员本人存底等需要,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告身”“敕黄”与“印纸”。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徐谓礼文书并非原件,而是他的随葬录白,但在行款与字体方面都相当严谨,被视为官方文书的有效副本,有效反映出了南宋官方文书的原貌。

  徐谓礼是何许人也?根据出土的《徐谓礼圹志》残文记载,徐谓礼出生于公元1202年,卒于1254年。徐谓礼本人并不出名,但他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父亲徐邦宪。徐邦宪,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参加科举考试,为礼部第一名,即省元,当过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宋史》有传。

  此外,徐谓礼的不少亲戚都很有名气。根据《武川徐学氏宗谱》记载,他的舅父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而他的夫人则是南宋名臣林大中的曾孙女。

  根据文书的内容,可以描绘出徐谓礼一生仕宦的“形迹图”:他从政30多年,从九品的承务郎一直做到六品的朝散大夫,中间经历了13个官位的阶梯。1254年,卒于“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的待阙期间,走完了一个南宋普通官员的典型人生。徐谓礼在世时当过最大的官,相当于现今的上饶市市长。徐谓礼文书随本人葬于距武义县城5华里的龙王山麓,历经近800年,直到2005年后被人挖掘。

  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根据《宋史·牟子才传》记载,徐谓礼在刚当上“上饶市市长”时,因为清理“土地证”和“纳税证明”时简单粗暴,造成当地饥民聚众闹事,被宋代著名学者牟子才向皇帝告了一状。皇帝因此降了徐谓礼的官级。但徐谓礼文书中,事实却恰恰相反,徐谓礼在做“上饶市市长”时,不仅没有降过级,还因为“职事修举”,推赏转官,升了一级。

  一张照片

  牵出800年神秘古墓

  深埋地下近800年,又遭盗墓者盗窃、几度流转,徐谓礼文书的回家之路可谓历经坎坷。

  2011年春节前后,武义县博物馆原馆长董三军偶然发现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据传出土于武义近郊一座古墓的文书。从显示的信息来看,这卷文书记录着一个名叫徐谓礼的南宋官员的当官经历,内容前所未见,而且保存十分完好。如果这卷文书是真的,那它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物价值将不可估量。

  对此既震惊又怀疑的董三军,找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宋代历史文献专家郑嘉励。在研究过照片以后,郑嘉励认为,这件宋代文书是真品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堪称国宝。依据有三:文物伪造,必有所本,南宋纸质文书,世间稀有,格式复杂,内容前所未见,作伪者无法凭空捏造;书法工整,具有宋人笔意,数以万言,伪仿不易;徐谓礼名不见经传,内容冷僻而晦涩,作伪牟利的动机不足。

  此时,谁也不知道,这些照片上的文书早在6年前就已经被一伙盗墓贼从古墓中挖了出来,并且正四处寻找能出得起高价的买家。

  2005年4月,程某和4个同伙在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盗掘了一座南宋古墓,17卷徐谓礼文书被悉数盗出,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镇纸、砚台、私印等物品。分赃时,靠自学懂得一点文物知识的程某告诉同伙,17卷文书分开来不值钱,必须完整保存才有价值。

  让程某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存就存了6年。尤其令他们感到懊恼的是,文书纸张完好,字迹如新,以至于一直没有人相信这是近800年前的南宋旧物,甚至有买主还以文书属伪造品为由,将文书退回。

  为挽救国宝,2011年3月,武义县博物馆向警方报了案。武义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几经周折,于2011年12月28日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缴获文书13卷;2012年7月5日,又将流散到北京的另外4卷文书追回。至此,17卷文书得以完璧归赵。经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南宋徐谓礼文书”系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根据盗墓者对文书出土地点的指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考古队,对位于武义龙王山的徐谓礼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徐谓礼夫妇墓志。文书和墓志,相互印证,文书的真实性再一次得到实证。

  从明代开始,收藏界就有“一页宋纸,一两黄金”的说法。宋代文书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些文书由地底下重见天日已有14年之久,然而,透过展柜,你会发现纸张依然完好无损,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发黄发黑,但是文书上的字迹依然清晰。

  一般来说,科学发掘出土的这类文物,要进行杀菌,然后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中,才不至于遭受更大的损害。而徐谓礼文书却如此神奇,深埋地下近800年,后被盗墓者挖出来保管了6年,这期间还多次打开来给有意购买的买主观看,竟能保存得如此完好。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呢?

  “这与宋代的墓室追求密闭、坚固、深埋、防腐等特点有关。”郑嘉励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4点:

  其一,墓室坚固。徐谓礼墓的坚固程度,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一般的墓根本比不上。当年发掘墓室时,需要五六人用撬棒和粗大的木棍,才能把覆盖在墓室上的石板撬开。墓穴内部,得用电钻才能凿开。换句话说,文书被盗之前,处于一个完全密闭的环境之中。

  其二,高超的反腐技术。徐谓礼的墓呈现一种南宋时期非常典型的夫妻合葬墓的形式。徐谓礼夫妇墓室是用三合土填筑,石板密封,棺木保存完整。三合土就是黏土、沙子、糯米浆、松香等搅拌而成,和今天的混凝土一样,能把空气隔绝在棺木外。然后,盖上石板顶,再把墓志倒扣在盖板上,再填筑封土,形成一个馒头状的坟包。

  其三,文书包裹严实。文书原本卷成一轴,装在一个金属容器里,容器外面蜡封,然后置于灌满水银的棺木里。

  其四,文书纸张质量好。

  “如果墓室2005年没有被盗,就算再过一百年,文书也不会腐烂。”郑嘉励说。

  一个课题

  细化研究宋代官制

  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南宋一朝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灿然可观,影响深远。跨越近800年时光,徐谓礼文书的现世,有助于推动学界细化研究宋代官制。

  《徐谓礼文书》揭示的文官政治,正是南宋典章制度的核心。据专家介绍,作为史上最完整的南宋“干部档案”,徐谓礼的政治生活是在南宋官僚制度、文官政治体系的大框架下展开的。宋代“文官政治”,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力的互相制衡。在中央,三省分离,互相制衡。“三省六部”以外,又设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台谏,以制衡相权。权力的根源是人事任免权,文书的核心就是人事任命的程序记录。在官员任命的过程中,各个机关彼此制衡,这就是中枢权力平衡的大要。

  在地方,“分权制衡”的理念,也得到充分的贯彻。州府长官是知州、知府,副手是“通判”,主要职责就是监察知州。县级政区,设有知县、县丞、县尉以负责地方民政和治安,同样贯彻了分权制衡的理念。

  文官政治,以科举制度为基石,以权力制衡为理念,文书展现的人事任免程序,完整体现了南宋官制运作的基本面。相对公正、开明的政治气氛,是南宋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凝聚着古人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

  河南大学历史学院苗书梅教授专业从事宋代官员选任制度的研究。她说,徐谓礼文书可以推动学界对宋代职官制度在任用、升降、俸禄等每个环节细化过程的研究。

  在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看来,徐谓礼文书的重要性在于它体现了政令运行的实际状态,透露了运行的细节。“徐谓礼文书是中古时期,一个普通官员从底层一步一步走到中层的完整记录,目前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文书,可以观察到宋代官僚制度的某些基本情况。”徐谓礼文书让大家看到,宋代对一个地方的官员是怎么样进行考核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至今,这件文物上还存留了一些未解之谜。比如,随葬的文书是副本,那么,它的抄录者是谁?目前仍众说纷纭。杭州师范大学的方爱龙老师,将文书与由徐谓礼撰写的他的妻子《林氏墓志》碑刻,进行了笔迹比对,认为文书应出于徐谓礼本人之手。但很多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古人有避讳的法律规定和习俗,但在徐谓礼文书中,避讳并不严格。徐渭礼生父徐邦宪,字文子,文书中为了避讳出现了几处对“文”字进行缺末笔的处理,但也有不避讳的情况。如果是徐谓礼本人书写,应该不会如此漫不经心。

  目前,徐谓礼文书已列入“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随着文书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深入开展,其文化价值将不断得到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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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金金 )

国宝文献重光的背后

2019-05-31 17:12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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