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武义县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国宝·重光——南宋徐谓礼文书陈列”对外开放。17卷文书，洋洋4万余言，完整记录了一个普通官员从低层到中级、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仕宦履历和官场百态。

　　这些文书，正是穿越近800年时空留存至今的惊世国宝、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南宋徐谓礼文书。它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宋代纸质文书，也是迄今为止浙江发现的最重要的宋代文物。

　　从2005年被盗掘出土，到2012年被武义公安机关悉数追回，再到如今被悉心珍藏，这些文书重见天日已有14年之久，然而，纸张依然完好无损，文书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刚劲。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徐谓礼文书在地下埋藏了将近800年不朽，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重回人间；这是一件绝对意义上的无价之宝，徐谓礼文书作为宋代手抄孤本纸卷，比起一般的宋版书籍，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一段南宋王朝的历史缩影。

　　随着武义县博物馆新馆落成开放和研究工程的进一步推进，徐谓礼文书里包含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获得了全新的解读和绽放。

　　一份文书

　　描绘南宋官场形迹图

　　南宋迁都临安，当时的浙江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一直以来，浙江并没有发现太多重量级的南宋文物。徐谓礼文书被认为是黄金赌城娱乐考古史上罕有的文献大发现，成为迄今为止浙江发现的最重要的宋代文物。

　　宦海浮沉三十载，文书穿越八百年。《徐谓礼文书》共有17长卷，各卷长度不一，共计长32.2米，宽约39.5厘米。包括三方面：“录白告身”“录白敕黄”与“录白印纸”，其中，告身10道，敕黄11道，印纸批书80则，共有4万余字。完整记录了一个普通官员从低层到中级、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仕宦履历和官场百态，为我们展示了南宋时期的官僚制度、政务运作和社会风情。

　　宋代官制，确定官员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两个，“阶官”和“差遣”。“阶官”是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差遣”标志其实际掌管事务的职位。用现在的话说，“阶官”相当于干部的行政级别，好比现代的科级、处级，“差遣”则是具体的职务，好比现在的科长、局长。

　　“告身”就是官员阶官的“任命状”，由三省宰执签署。徐谓礼作为中下层官员，一生共12次转官，现存告身10道，有4道“敕授告身”，6道“奏授告身”，其格式严谨，体现出文书制敕、拟定、审阅、批准的任命完整程序。

　　“敕黄”，即官员的“差遣委任状”，由尚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签发，用黄色绫纸书写，故而得名。徐谓礼共担任过13任差遣，其中3任差遣以告身形式颁布，其余的10个地方官差遣则皆用敕黄形式。

　　“印纸”，则可以理解为官员的“业绩考核表”。当时，官员上任，由上级部门颁给一张印纸，记录着该官员任内的考核内容（称为“考课”），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印纸过去只见于宋代文献记载，徐谓礼文书出土后首次得见实物。

　　“录白”可以理解为“副本”。出于上交有关部门或官员本人存底等需要，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告身”“敕黄”与“印纸”。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徐谓礼文书并非原件，而是他的随葬录白，但在行款与字体方面都相当严谨，被视为官方文书的有效副本，有效反映出了南宋官方文书的原貌。

　　徐谓礼是何许人也？根据出土的《徐谓礼圹志》残文记载，徐谓礼出生于公元1202年，卒于1254年。徐谓礼本人并不出名，但他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父亲徐邦宪。徐邦宪，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参加科举考试，为礼部第一名，即省元，当过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宋史》有传。

　　此外，徐谓礼的不少亲戚都很有名气。根据《武川徐学氏宗谱》记载，他的舅父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而他的夫人则是南宋名臣林大中的曾孙女。

　　根据文书的内容，可以描绘出徐谓礼一生仕宦的“形迹图”：他从政30多年，从九品的承务郎一直做到六品的朝散大夫，中间经历了13个官位的阶梯。1254年，卒于“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的待阙期间，走完了一个南宋普通官员的典型人生。徐谓礼在世时当过最大的官，相当于现今的上饶市市长。徐谓礼文书随本人葬于距武义县城5华里的龙王山麓，历经近800年，直到2005年后被人挖掘。

　　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根据《宋史·牟子才传》记载，徐谓礼在刚当上“上饶市市长”时，因为清理“土地证”和“纳税证明”时简单粗暴，造成当地饥民聚众闹事，被宋代著名学者牟子才向皇帝告了一状。皇帝因此降了徐谓礼的官级。但徐谓礼文书中，事实却恰恰相反，徐谓礼在做“上饶市市长”时，不仅没有降过级，还因为“职事修举”，推赏转官，升了一级。

　　一张照片

　　牵出800年神秘古墓

　　深埋地下近800年，又遭盗墓者盗窃、几度流转，徐谓礼文书的回家之路可谓历经坎坷。

　　2011年春节前后，武义县博物馆原馆长董三军偶然发现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据传出土于武义近郊一座古墓的文书。从显示的信息来看，这卷文书记录着一个名叫徐谓礼的南宋官员的当官经历，内容前所未见，而且保存十分完好。如果这卷文书是真的，那它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物价值将不可估量。

　　对此既震惊又怀疑的董三军，找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宋代历史文献专家郑嘉励。在研究过照片以后，郑嘉励认为，这件宋代文书是真品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堪称国宝。依据有三：文物伪造，必有所本，南宋纸质文书，世间稀有，格式复杂，内容前所未见，作伪者无法凭空捏造；书法工整，具有宋人笔意，数以万言，伪仿不易；徐谓礼名不见经传，内容冷僻而晦涩，作伪牟利的动机不足。

　　此时，谁也不知道，这些照片上的文书早在6年前就已经被一伙盗墓贼从古墓中挖了出来，并且正四处寻找能出得起高价的买家。

　　2005年4月，程某和4个同伙在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盗掘了一座南宋古墓，17卷徐谓礼文书被悉数盗出，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镇纸、砚台、私印等物品。分赃时，靠自学懂得一点文物知识的程某告诉同伙，17卷文书分开来不值钱，必须完整保存才有价值。

　　让程某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存就存了6年。尤其令他们感到懊恼的是，文书纸张完好，字迹如新，以至于一直没有人相信这是近800年前的南宋旧物，甚至有买主还以文书属伪造品为由，将文书退回。

　　为挽救国宝，2011年3月，武义县博物馆向警方报了案。武义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几经周折，于2011年12月28日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缴获文书13卷；2012年7月5日，又将流散到北京的另外4卷文书追回。至此，17卷文书得以完璧归赵。经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南宋徐谓礼文书”系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根据盗墓者对文书出土地点的指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考古队，对位于武义龙王山的徐谓礼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徐谓礼夫妇墓志。文书和墓志，相互印证，文书的真实性再一次得到实证。

　　从明代开始，收藏界就有“一页宋纸，一两黄金”的说法。宋代文书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些文书由地底下重见天日已有14年之久，然而，透过展柜，你会发现纸张依然完好无损，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发黄发黑，但是文书上的字迹依然清晰。

　　一般来说，科学发掘出土的这类文物，要进行杀菌，然后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中，才不至于遭受更大的损害。而徐谓礼文书却如此神奇，深埋地下近800年，后被盗墓者挖出来保管了6年，这期间还多次打开来给有意购买的买主观看，竟能保存得如此完好。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呢？

　　“这与宋代的墓室追求密闭、坚固、深埋、防腐等特点有关。”郑嘉励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4点：

　　其一，墓室坚固。徐谓礼墓的坚固程度，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一般的墓根本比不上。当年发掘墓室时，需要五六人用撬棒和粗大的木棍，才能把覆盖在墓室上的石板撬开。墓穴内部，得用电钻才能凿开。换句话说，文书被盗之前，处于一个完全密闭的环境之中。

　　其二，高超的反腐技术。徐谓礼的墓呈现一种南宋时期非常典型的夫妻合葬墓的形式。徐谓礼夫妇墓室是用三合土填筑，石板密封，棺木保存完整。三合土就是黏土、沙子、糯米浆、松香等搅拌而成，和今天的混凝土一样，能把空气隔绝在棺木外。然后，盖上石板顶，再把墓志倒扣在盖板上，再填筑封土，形成一个馒头状的坟包。

　　其三，文书包裹严实。文书原本卷成一轴，装在一个金属容器里，容器外面蜡封，然后置于灌满水银的棺木里。

　　其四，文书纸张质量好。

　　“如果墓室2005年没有被盗，就算再过一百年，文书也不会腐烂。”郑嘉励说。

　　一个课题

　　细化研究宋代官制

　　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南宋一朝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灿然可观，影响深远。跨越近800年时光，徐谓礼文书的现世，有助于推动学界细化研究宋代官制。

　　《徐谓礼文书》揭示的文官政治，正是南宋典章制度的核心。据专家介绍，作为史上最完整的南宋“干部档案”，徐谓礼的政治生活是在南宋官僚制度、文官政治体系的大框架下展开的。宋代“文官政治”，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力的互相制衡。在中央，三省分离，互相制衡。“三省六部”以外，又设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台谏，以制衡相权。权力的根源是人事任免权，文书的核心就是人事任命的程序记录。在官员任命的过程中，各个机关彼此制衡，这就是中枢权力平衡的大要。

　　在地方，“分权制衡”的理念，也得到充分的贯彻。州府长官是知州、知府，副手是“通判”，主要职责就是监察知州。县级政区，设有知县、县丞、县尉以负责地方民政和治安，同样贯彻了分权制衡的理念。

　　文官政治，以科举制度为基石，以权力制衡为理念，文书展现的人事任免程序，完整体现了南宋官制运作的基本面。相对公正、开明的政治气氛，是南宋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凝聚着古人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

　　河南大学历史学院苗书梅教授专业从事宋代官员选任制度的研究。她说，徐谓礼文书可以推动学界对宋代职官制度在任用、升降、俸禄等每个环节细化过程的研究。

　　在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看来，徐谓礼文书的重要性在于它体现了政令运行的实际状态，透露了运行的细节。“徐谓礼文书是中古时期，一个普通官员从底层一步一步走到中层的完整记录，目前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文书，可以观察到宋代官僚制度的某些基本情况。”徐谓礼文书让大家看到，宋代对一个地方的官员是怎么样进行考核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至今，这件文物上还存留了一些未解之谜。比如，随葬的文书是副本，那么，它的抄录者是谁？目前仍众说纷纭。杭州师范大学的方爱龙老师，将文书与由徐谓礼撰写的他的妻子《林氏墓志》碑刻，进行了笔迹比对，认为文书应出于徐谓礼本人之手。但很多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古人有避讳的法律规定和习俗，但在徐谓礼文书中，避讳并不严格。徐渭礼生父徐邦宪，字文子，文书中为了避讳出现了几处对“文”字进行缺末笔的处理，但也有不避讳的情况。如果是徐谓礼本人书写，应该不会如此漫不经心。

　　目前，徐谓礼文书已列入“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随着文书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深入开展，其文化价值将不断得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