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作为留都，南京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当时的南京城是如何管理运作的？遇到灾荒如何处置？对于市民的生老病死又怎样安排？……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罗晓翔在新书《陪京首善》中，在本土文献的基础上，从城市史视角，以宏阔的世界眼光来介绍南京颇具垂范作用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性。

　　城市机构

　　五城兵马司长官直属京官系统

　　在明代的文献中，“陪京首善”“留都首善”的说法频繁出现。据罗晓翔介绍，“首善”本来只能形容京城，但明代实行两京制，所以永乐迁都之后，南京还可被称为“首善”。“这说明在时人的理念与意识中，这个城市应该被塑造成为最好的典范。”事实的确如此，在城市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明代南京都积累了一批重要成果。

　　在城市空间与城市人口构成方面，“明洪武时期修建的城墙不仅是一个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也定义了城市的物理空间”，可谓影响深远；“徙实京师”政策带来的大规模移民，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人口构成。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口流动，据罗晓翔分析，晚明时期南京的人口最高估算达到100万，留都官员、国子监生、商人、手工匠人、内使等都是当时南京最值得关注的流动人口。

　　作为具有税收与治安管理功能的城市机构，五城兵马司的作用也日趋受到当今学者的关注。明代南京城具有多重政治身份：作为应天府城，城区分属上元、江宁二县，土著居民被编入坊厢；作为留都，城市又被分为五个兵马司辖区，辖区内的居民被称为“五城军民”。

　　在明朝时，人们多称呼兵马司指挥、副指挥为“城官”，他们虽然与上元、江宁二县知县同级，却直接隶属于京官系统，知县则隶属于府。

　　城市管理

　　在做好社会保障方面起到垂范作用

　　明代南京城市管理体系存在“三套班子”，即六部、府衙和县衙（分别指留都中央机构与五城兵马司官、应天府尹及其僚属、上元和江宁二县官员）以及两种模式，即都城模式和府县模式。

　　罗晓翔指出，与其他府县城市相比，留都南京具有更高的制度透明性与规范性，在刑名、钱粮，以及城墙维修、城河疏浚等公共事务中，都城模式的管理使南京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高级别京官介入地方事务，使民间表达渠道更为通畅，城市也得以享受更多的资源配置。”在此模式下，当时的南京城甚至建立起具有城乡分离特征的税收与诉讼制度，对维护社会公正与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今天的南京为吸引更多人才，出台了一系列的人才安家政策。

　　在明代以房屋作为课税对象，即房号钱的税收中，也出现了优免则例。根据相关则例，鳏寡孤独、残疾、财力不堪、医官等，均可有“免一间”的优惠。当然，为了防止滥免，还有明确规定：取租房屋不得优免；外籍流寓之官员不予优免等。此外，各城兵马司对申报优免者也须严格核查，“乡官必须上、江两县籍贯起送者，监生、吏员、匠役必须上、江两县土著者。”

　　在社会保障方面，南京也起到一定的垂范作用。比如，保证粮食市场供给充足、价格稳定，这在突发水旱灾荒时尤其重要。据罗晓翔介绍，南京虽有应天府常平仓、上元县预备仓，以及会同馆备赈仓，但仅仅依靠此三仓为数十万人口预备仓储，显然是杯水车薪。“有明一代，对南京粮价及市场真正起着重要保障的，是五城内的军储仓。”即便在永乐迁都后，南京仍保留了42个卫所，卫仓则遍布于五城之内，而且为了保证安全，总仓储额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几乎够20年支用”。

　　城市经济

　　百货辐辏商贾云集，高利润行业多

　　后人对明代的南京经济早有研究，但对其城市商业管理制度以及商业利润等问题，却鲜有人染指。而据罗晓翔考证，明代南京的典当铺、绸缎铺、盐店，以及以城西上新河为中心的竹木交易，都属于高利润行业。

　　在投资方面，南京人的一项重要投资就是房产。明代南京五城之内，由于地段不同，房屋租金也有较大差别，其中，中城租金最高，北城最低，前者甚至是后者的2.7倍。

　　百姓的日常消费，则反映了十六世纪城市生活的总体趋势，并体现出货币经济与市场的迅速发展。当时的南京，吃穿是构成日常开支的重头。其中，饮茶已演变为一种带有休闲性质的餐饮，南京市面上可买到各地所产名茶，有“宜兴之青叶、雀舌、蜂翅，越之龙井……”由于自家开局造酒、携酒访友成为风潮，南京的酒消费则一度出现了逆市场化的趋势。更大的开销当数宴席，至正德、嘉靖年间，席间设乐、请戏班的花销比食材还要贵。

　　与衣食类开销相比，购买、建造、装修住宅的费用更为昂贵，当时的南京人开始追求房屋结构、装饰的奢华。可是，在相关文献资料中，对有关南京的描述，罗晓翔看到既有“南都繁会”的洋洋自得，又有“秣陵凋敝”的顾影自怜。

　　这种自相矛盾使得罗晓翔相信，晚明南京的城市消费并未进入非理性的竞奢状态。比如，晚明南京的家庭财力急剧波动，这在私家园林的兴废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私家园林的不断易主，既反映出精英阶层财力有限，也体现出一种务实、理性的消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