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正阳门至永定门的御道复建完成，人们可以一睹当年御道的风采。其实，史书上关于御道的细节，比如，它的形制、修建时间以及皇帝如何使用等，记载的并不多。只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一道谕旨中，有从天桥至永定门修建石路的明确记载。从清末的照片来看，从正阳桥向南，路中央为石板，两侧为土路，石板路或许就是当年的御道。

　　从这也能看出，在明清时期，从前门到永定门的这条路，虽包含了御道，但并不完全都是御道。这也造就了这条道路的独特性：既有皇家的威严，沿街又有极具烟火气的众多商铺，由此形成了极强的人气。

　　如今，还有不少历经百年沧桑的商铺老字号，在这里诉说着时光的变迁。

　　前门大街的商业气息，萌生于元代，形成于明代初年，繁盛于清，其繁华景象一直持续至今。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带的重要位置。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这样描绘元大都的正南门——丽正门（今天安门一带）：丽正门前官员往来，为“衣冠之海”，其东的文明门（今崇文门北），是大运河漕船进入大都的“舳舻之津”，其西有“顺则（承）门”（今宣武门北），为南来商贾云集的地方，因此丽正门以独特的位置，使得天下物产“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这也是前门一带最初的市场“萌动”。

　　明永乐帝建内城时，将元大都南垣南移，明代内城的正南门就是正阳门。当时，正阳门建了四个廊房胡同，“召民居住，召商居货”。由于城池的南移，大运河的终点码头也由积水潭移至东便门外大通桥下，正阳门一带形成新的“物流中心”，再加上崇文门税关前的商业、手工业的集聚，为前门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到明万历年间，前门大街及周边店铺就达到1078家，正阳门外已发展成为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据清代吴长元编辑的《宸垣识略》记载，崇祯年间，正阳门外的这条道路，有不少商民“搭盖棚房”，而且因为商铺太多，使得成国公朱纯臣（明朝最后一位成国公）家里在灯节时失火，成国公要求清理路旁的棚房，整顿街容。侍御金光辰（崇祯元年进士，以性格耿直、敢于直谏著称）认为，这样做恐怕会造成穷苦百姓失业等问题，便奏请停止。崇祯皇帝后来采纳了金光辰保护商民的意见，使得前门大街棚房依旧。

　　清朝入住紫禁城后，实行“满汉分城之制”，“分城之制”把大量人口推到了外城，也同时使大量的购买力云聚前门大栅栏两厢。难怪清代于敏中等先生在《日下旧闻考》特别批注道：“今正阳门前棚房栉比，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

　　到了乾隆年间，前门大街衍生出三条街来。前门大街也成为三条街的合称：前门正街（也就是前门大街）和它东侧的肉市街以及西侧的珠宝市（包括其南的粮食店街）。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门大街上仍然还有很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店铺。从北向南，前门正街东侧有：大北照相馆（其前为瑞生祥绸缎庄）、力力餐厅、天成斋鞋店、都一处、正明斋饽饽铺等。东侧里街还有广和楼、全聚德烤鸭店、正阳楼饭馆等。

　　前门正街的西侧有月盛斋（1950年从户部街迁来，其址原为永增和银号）、盛锡福帽店、祥聚公饽饽铺等。西侧里街的珠宝市里有谦祥益绸布店，粮食店街上最有名的是六必居酱园以及中和戏院。

　　六必居如今依然是老北京非常喜爱的美味之一。据王兰顺先生在《老字号六必居的前世今生》一文中记载，过去六必居酱菜的原料都是从固定的“三世五代”农民种户手里采购，农户以特殊的种子选择适当的土壤，产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包销给六必居。比如，永外牌坊村种的香瓜“八道黑”；安定门外黄寺的黄瓜；朝阳门外王子坟、永定门外石村的萝卜“二英子”等，这些不同一般的蔬菜所制成的成品自然色味俱佳。

　　前门大街的繁盛，带动了周边的胡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前门一带最终形成一个以前门大街为中心，旁及两厢胡同的商业街区，包括打磨厂、鲜鱼口、西河沿、大栅栏等胡同，其中大栅栏尤为著名。清末民初，不到三百米的大栅栏就有店铺80余家，而且老铺名家众多。

　　如今人们逛大栅栏，还能看到八大祥之首的瑞蚨祥与祥义号的比肩而立。瑞蚨祥开设于清末，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自开业后，在瑞蚨祥买绸布时，售货员总是让布料松弛，不拉直，最后还要放出寸许，这些小动作中见店家的“实诚”。凭着这些优势，瑞蚨祥在北京开业仅十来年，就占据了北京绸布业的榜首。

　　瑞蚨祥现存建筑是上世纪初建成的。1900年，前门数千家铺户被烧，瑞蚨祥也在其中。后来重建的瑞蚨祥，打造了好几道防火线。当时，在店后小院里有个地下室，其目的是遇到灾害时，可将货品抢运进去。据说，地下室冬暖夏凉，冬季能品热腾腾的香茶，夏天有“二妙堂”的冰激凌，别有洞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下室被拆除。

　　在大栅栏，还有一家妇孺皆知的老字号：同仁堂。关于它的历史，这里就不再赘述，说一说关于同仁堂鲜为人知的细节。

　　当年，老同仁堂是个“下漥子”（“漥”同“洼”）门面，进店得先下好几步台阶。换句话说，就是同仁堂老铺比大栅栏街面要低，就像路边的小沟壕。小时候，我听老人说，当年公共厕所稀缺，左邻右舍及路过的人，每到夜深人静，总将同仁堂门前当作方便之处。但是，每天夜里，当听到门外有动静时，同仁堂的伙计们也绝不吭声去惊扰。清晨起床，老铺伙计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清理门前的粪便，从不埋怨。而且，他们还发现，哪天铲除的粪便多，那天的生意就一定好。这件事，我只听老人说过一次，一直将信将疑。

　　若干年后，看到夏仁虎先生所著《旧京琐记》中就提到这件事。他说：“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后来，在唐鲁孙先生的《老古董》书中，有《西鹤年同仁堂——三百年的老中药铺》一文，也记载了这个“逸事”。

　　有夏、唐两位老先生之言，才知小时候老人所说绝非虚言。虽然这个故事说的只是同仁堂的一个很小的举动，但对老铺的敬意油然而生。街坊、路人在门前遗洒“污秽”，但店员们仍安之若素，并在黎明时分进行清理，这是老字号特有的忍让和“牺牲”，也是一种担当。

　　补遗

　　前门两侧为何多斜街

　　说起北京的前门大街，可谓家喻户晓。熟悉这里的人会注意一个独特现象：前门两侧大多是斜街，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还要从元代说起。元代至元十年（1273年），在已经被蒙古军队摧毁的金中都城废墟的东北方向，一座新的都城建设完毕，这就是大都城。这座新都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辉煌程度上都远胜金中都。于是在京城形成了旧都与新都并存的“双城”局面。旧城的东北门光泰门几乎正对着新城的西南门——顺承门。说起光泰门，其背后还有一段往事：当年金中都建成后并没有此门，后来随着中都东北郊避暑离宫太宁宫的修建（今北海），为了方便皇帝往来，专门开辟了此门。后来金代末年为了加强中都的防御又将此门封堵了。因此双城之间最便捷的通路便不存在了。

　　元大都建成后，更多的金中都“原住民”为了往来新都方便，另辟蹊径，从旧城东城墙最北侧的施仁门前往大都的正门——丽正门。即从今日虎坊桥一带沿着铁树斜街前往正阳门以北区域。这也是为什么前门外西侧的胡同有很多并不是正东正西走向，而是自西南至东北的走向。当然那时候的人选择这样的走向除了距离近以外，还有地势的原因：如今的珠市口以南的地区在当时大多还是沼泽地，积水颇多，也比较泥泞，很多人都会绕路而行。

　　道路形成的同时，商业契机也接踵而至。当年往来双城之间的人不在少数，商人们也正是看中了这些斜街沿途的客流量，因此在沿街开设了不少店铺招徕生意。

　　前门外东侧鲜鱼口周边的道路，也有很多斜街，这些斜街的形成，并不像西侧是人们的自然选择，而是源于元代一条运河的走向。

　　元代在北京开凿了三条比较重要的运河，其中最有名并且沿用至今的便是通惠河，这是三条运河的中线。运河的北线是从光熙门附近流出至如今的望京地区南侧，然后向东至东坝以东注入温榆河，这条河名为“阜通河”，望京的“阜通大街”即得名于此。

　　而南线的运河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当时，前门外东南侧这一带，就属于南线运河的上游，这条运河向东一直到张家湾附近注入北运河，元代称其为“金口新河”。后来，这段运河逐渐淤塞。明正统年间，因为要修筑内城南段城壕，为了工程的顺利展开，在这一带修坝蓄水，城墙修好后，为了泄掉蓄水，便将正阳门东南侧旧有的河道疏通。于是干涸了很久的河流再次活跃起来，周边也逐渐有了一些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打上来的鱼往往都是就地售卖，因此，此地便慢慢被称为鲜鱼巷（当然，不排除元代此段运河还未淤塞时，也有大量居民居住在此）。

　　明末，这段运河的河水再次干涸，此地也改名为鲜鱼口。因为是河流的故道，这里也无法建成平直的胡同，只能因地制宜，建成一条条斜道。当然，斜道并不影响这里的人气，随着前门的繁盛，鲜鱼口的商业也被带动起来，形成了前门外东侧的一大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