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抵黑井，这里的萧条一下子便击中了我——褪去了历史的荣光后，它被迫以一种近乎赤裸的方式呈现在我这个外来者面前，处处透着不加掩饰的真相。

　　然而在清冷的巷口，却时有成群结队的银发游客提着大包小包的野生菌熙熙攘攘地经过，与当地稀疏零落的中老年本地人形成了互为映照的“银发景观”——这是一幅衰落与生机并存、颓败与希望交织的图景，“落后”与“发展”在这里展开了漫长的拉锯和角逐。2019年暑假，我来到黑井镇，探索关于这里的衰败和生机的秘密。

　　当地旅游业之沉浮

　　黑井镇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古时以产盐闻名四方，盛极一时。

　　当地发展旅游业是从上世纪末开始。1995年8月，黑井古镇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这个“千年盐都”开始被世人所知。基于该镇悠久的历史，镇政府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一座以盐文化为特色的旅游小镇。

　　在街上开店的李叔回忆道，十几年前黑井还很热闹，“……街上人来人往，很多游客来了以后因为找不到床位过夜，迫不得已才离开。”

　　从整体趋势来看，黑井旅游业发展得并不如人意，从2000年初到现在，黑井旅游业的经营权几经易手。

　　2007年，古镇经营权被转移给一家老牌化工公司，镇政府希望借着黑井盐业的复兴来拉动文旅产业。但不巧的是，黑井盐厂在该年由于政策原因而被关停。

　　李叔非常感慨，“后来很多游客到了这里，发现没有盐就回去了。”

　　2013年7月，黑井古镇的经营权再次被转让，这次接手的是云南文投集团，它也未能挽救式微的旅游业。当地向导张叔向我透露，由于国家的各项惠民政策，景点门票价格一降再降，旅游公司处于长期亏损状态，资本失去了投资建设的原动力。

　　基于上文所勾勒的发展图景，在本世纪的头十几年间，伴随着制盐业的退场、旅游业的震荡，一只看不见的手将这个古镇拖入时代的巨涡，随即它又被悬置——昔日的酒吧酒馆如今大门紧闭，沿街商铺贴满了招租布告，江边的盐厂废墟没落无声。

　　与此同时，另一条藏匿在巨变中的线索则是，纷涌而至的游客同时也拉动了当地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银发游客成群结队地从城市来到这里，近乎疯狂地抢购农产品，甚至在当地旅游业每况愈下的时候，打着“吃菌”旗号的老年游客力量却依然势如破竹。

　　阿珍的故事：野生菌的商品化

　　黑井所在的楚雄州以鸡枞菌闻名。以每年农历七月中旬的火把节为分水岭，成群结队的昆明游客开始涌向黑井镇。今年由于雨水不足，菌子的产量严重缩水，鸡枞的市场价也飙升至190-220元/公斤。

　　我最初认识阿珍是在周日的集市上，她戴着宽檐的遮阳帽，脸上的皮肤干瘪、黝黑且爬满了皱纹，“昆明人和本地人走到我们摊前，一眼就能分出来。”阿珍后来跟我说，因为本地人往往穿着方便干活的便衣便裤，而昆明游客则往往衣着靓丽、打扮入时。

　　阿珍把一路背来的竹篓随意地放到一边，往地上摆几个陈旧的塑料袋，袋里分门别类地装着少量菌子——而这些已经是她好几天采来的成果了。

　　形形色色的脚步经过，却鲜少有人蹲下来询价。

　　与这些“自产自销”的小菌农不同，菌贩们则通过从农民手中大量收购菌子来实现“规模经营”。他们往往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方便到山上的村子里收菌。

　　而收购往往便是优胜劣汰的过程。阿珍向我诉苦，“我们想拿下去自己卖，但是村子离镇又很远，他们（菌贩）还会把篮子抢走不给你卖……特别是好一点的菌子，一拿过去就被抢走了。”某个“大户人家”的菌子摊 不见顶级的鸡枞菌。

　　重峦叠嶂的自然地貌是村镇之间天然的信息屏障。阿珍在十年前开始采菌，算是村里最晚的一批，同村最早的大概在18年前便做起了菌子生意。那时候镇口还没有农贸市场，蔬菜交易和野生菌交易分布在镇子的两处，尽管阿珍天天都到镇上卖菜，却未曾见过另一头的菌子市场。直到女儿出嫁后进镇赶集，一家人才恍然——

　　“原来自己平日里吃的东西这么贵哩。”

　　野生菌摇身成为一种可观的谋生之道。它不仅为村民带来了更加宽裕的物质条件，更在方方面面重塑着他们的生活。阿珍和她朋友的闲聊里似乎三句话不离菌子，她们的话题围绕着村子里各家各户捡菌、卖菌展开，纷纷感慨着，“今年菌子真是难找。”但尽管如此，要是谁家找菌子找到了坟墓边上，那还是不能捡，“人家家里的老人在边上，不好过去的。”前往阿珍家做客，沿途的风景。

　　阿珍起身走到院子里剥自家种的石榴，将剥好的果肉倒进一边的谷筛上，一粒一粒鲜红饱满，在阳光下格外好看。阿珍的老伴则在一边成捆成捆地剁菜，一刀子下去，新鲜的绿色汁液喷涌出来，空气里顿时充满了植物的辛辣气息。这是拿来喂养家禽的。“那些昆明人也爱吃我们养的鸡和猪哩”，阿珍不无骄傲地和我说。

　　乔姐的故事：东道主困境与商业符号

　　与其他家庭旅馆或客栈有所不同的是，乔姐家似乎总是格外热闹。

　　乔姐是个大嗓门，笑声格外具有穿透力。她称呼那些客人们左一个“帅哥”、右一个“美女”，随手扔个笑话便把众人逗得哈哈大笑。

　　但乔姐和她家的客人之间并非“关系好”这么简单。

　　“我从来不和客人们一起吃饭。”乔姐那日和我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忽然说道。作为一个在昆明拥有三套房的“准城里人”，在这些昆明游客眼中，乔姐却依旧无法摆脱“乡下人”的固有标签。在与客人的互动过程中，她既是经济交换的理性人，同时也要扮演“热情好客”的东道主，这两种身份常常互相冲突。

　　“他们从我家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反正他们都觉得不值钱，但他们自己的东西我动都不好动的。”

　　在种种张力下，乔姐逐渐掌握了与客人的相处之道，借以维持一种相对的平衡。她在院子里架起桌子，供客人们打牌、闲聊，又理出一间屋子置办了一张自动麻将桌，供她家的客人们消遣。平时客人们在下楼搭伴玩耍，乔姐则钻进三楼她自己的房间里，自顾自地休整或者忙活。到了饭点，乔姐便在前屋支起一张简易桌子，自己炒两个小菜应付了事，任客人们在后院里热闹。

　　生意好起来也是这几年的事情。“那都是名片的功劳。”最初乔姐托人打印纸质名片。“那名片做得可好看了，前面配了武家大院，背后还印了咱们镇上的牌坊，客人都争着要。“

　　她想拿给我看，结果翻了半天也没找着一张。

　　“现在加微信的比较多。”乔姐打开手机，微信上又有客人联系她订房间了。 乔姐的朋友圈晒满了客人与菌子的合照。她得意地对我说，“有的客人看见我发了照片，知道又有菌子可吃了，他们就到处约朋友过来吃菌儿。”

　　朋友圈实际上成为了乔姐的新名片，与印着历史文化景点的纸质名片相比，如今这晒满了菌子的新名片显然更加引人注目。乔姐朋友圈里 “从山上新鲜采下的野生菌”。

　　究其原因，云南当地久已有之的“菌子崇拜”在其中固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黑井菌之所以受到追捧，则更与近年来不断崛起的健康生活理念密切相关。

　　我和乔姐下楼，又有客人提着一袋菌子进门。她走过去拿起一朵最大的瞧了瞧，“这菌儿长得真不错。”她赞叹道，随即转过身来朝我晃了晃，“这才是真正的山珍野味啊！”

　　“昆明买不到吗？”我试探地问。

　　“那昆明的菌儿哪赶得上这里的新鲜啊。”乔姐转过头去朝客人打招呼，“ XX姐姐，你说是吧。”

　　那位客人连连点头。

　　“你不知道吗？”乔姐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最近几年啊，昆明那边都说，好多人吃了菌儿进了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不是菌子闹人，是他们往菌子上打的农药闹人哩！”

　　昆明游客：健康消费与集体隐喻

　　乔姐家的客人们形形色色，但无一例外都是奔着当地的野生菌而来。

　　他们有着明显的“季节性回流”特点，夏季是野生菌上市的季节，勤快的游客往往只要隔上十天半个月又会再次到来，而每次组团的规模小则4-5人，大至30-40人。这些非正式的自组织旅游团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员流动性，当规模较大时，团内成员也并不都相互认识，往往只有组织者会与乔姐保持联系。而这种“银发旅游团”之所以具有扩散效应，就在于每一位成员都有可能成为下一次成团的“组织者”。这有点类似于流动人口中的“帮带”关系。当地随处可见的野生菌科普资料。

　　这些游客们三五成群地结伴来到这里。最普遍的出行工具是每天早上七点从昆明始发的K字头火车，行程2个多小时，他们抵达的时候九点多，正巧赶上农贸市场的早班车。从镇口下来他们便直奔各类摊子，绿色蔬菜来一把，猪肉来几公斤，最好再碰上新鲜鸡枞，今天便是出门得头彩了。

　　事实上，这些从城市来的游客往往并不能自如地应付农家生活，尤其对于杨阿姨这样初来乍到的“新手”来说，很多生活知识都要在这里现学现用。

　　譬如南瓜尖在若干年前仅是一种不起眼的猪饲料，如今却成了一种常见的菜肴，颇受当地人喜爱，而瓜尖皮的处理则颇有一番讲究。杨阿姨说，“以前也没有吃瓜尖的习惯，现在为了吃这些东西来乡下，还要向老板娘学习呢。”她一边略带笨拙地拨着瓜尖皮，另一边撺掇着乔姐领她上街赶集。围坐着处理菌子。一朵开伞的鸡枞令所有人惋惜不已。

　　等到开饭，大家便支起桌子、摆好餐盘碗筷。菜肴大多是新鲜绿蔬，最隆重的莫过于摆在正中间的那大一盆菌子汤。落座后大家率先各自盛起一碗，连声赞叹鲜美。

　　酒足饭饱后便有几个阿姨负责刷洗餐具，其余人坐着闲聊打牌。杨阿姨向我抱怨起平时生活的乏味，而在这里，昔日的同窗好友重新聚集起来，“人多了就热闹，说不出来的好玩。”除了集体吃菌子，他们还会结伴早起登山，更有活跃者晚上在乔姐家的院子里唱歌跳舞。

　　不同于传统注重视觉体验的观光旅游，这些银发游客追求的是基于味觉体验的“新鲜”。他们将菌子称为“真正的山珍野味”，在农贸市场中的各色新鲜蔬果中流连忘返，并愿意为这些“绿色食物”大量买单。这样的消费行动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健康投资，更寓示着一种集体生活的回归。藉着野生菌，这些脱离了社会生产的退休老人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组织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具有扩散性的“银发社群”。野生菌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集体生活的象征。

　　“银发景观”及其结构性隐喻

　　在上述三个视角中，作为线索的野生菌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对于阿珍来说，当地菌子的商品化无疑重塑着他们一家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商品菌作为替代性的谋生手段进入他们的生活，进而改变了农民家庭的生产方式和收入结构。通过“捡菌”“卖菌”等劳动实践，新的知识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方式和休闲内容，同时也重塑着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城市和乡村生活的认知。

　　对于乔姐来说，菌子则更像是一种商业宣传的符号。她与游客之间是一种习得性的商业关系，热情好客的东道主自觉和基于经济交换的工具理性在她的日常生活中交织。在乔姐逐渐适应游客和东道主之间的商业关系的同时，当地种种旅游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她用来招揽生意的名片。乔姐的“宣传名片”经历了从文化景点向农产品转变的过程，这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步调同频共振。

　　对于昆明游客来说，菌子既代表了一种健康消费，同时也是他们回归集体生活的重要线索。对于黑井菌的追求，更多地是受到健康理念的驱动，藉着“菌子游”，他们同时也摆脱了脱嵌的退休生活，加入再次社会化的行列。

　　无论是农贸市场还是家庭旅馆，一种显而易见的身份区隔无处不在。“本地人”和“昆明人”之间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观可感的社会事实（通过衣着服饰、口音等），更作为一种区分逻辑进入了每一个参与主体的认知中，其背后的结构性隐喻则是黄金赌城城市与乡村之间背离化的发展趋势。镇口农贸集市 形形色色的人群。

　　在黄金赌城娱乐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个体以及社会共同催生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这种不对等的二元格局造成了人口和资本在城乡之间的单向流动。然而已经有不少学者留意到，乡村旅游的发展将带来逆转城乡关系的一个关键契机，这种契机不仅意味着资本和人口的回流，更是在观念层面上对于“城市信仰”和“贱农主义”等畸形价值取向的矫治。

　　黑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在外资瘫痪的社会背景下，由几近自发的第一产业所带动的乡村旅游将如何缓慢地改写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而“野生菌”作为银发旅游的驱动力，则充当着一个多面棱镜的作用，不同主体基于各自的社会身份和互动场景，以不同的姿态进入这个棱镜，折射出其中的一面或几面。

　　无论是商品化还是符号化的菌子，阿珍、乔姐以及游客之间至少都共享着一套最基本的认知，即野生菌背后所指涉的健康理念。

　　正如我们所见，这套理念一方面以旅游消费为外衣，紧紧拥护着“发展”与“进步”的总旋律，另一方面又悖论性地与“回归自然”、“拥抱乡村”等意象重叠，在“前”和“后”之间进行着复调式的对话，进而催生出了结构性的自我困境——无论是阿珍、乔姐还是游客，在进入这面棱镜时，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一种尴尬与自得并存的处境。

　　但可悲的是，我们似乎可以看见这种结构裂缝的脆弱性——在商品经济和二元体制的合谋下，这套理念实际上奉行着区分的逻辑完成了其自身的工具使命。一面是有闲有钱的银发游客结伴前来为“健康”理念买单，另一面则是医疗资源不足的本地中老年为了生计而不得不继续从事生产劳动，野生菌作为“健康”的代言者，实际成为结构的工具。而加速逃逸的青壮年劳动力和不断外流的本地资金似乎也昭示着，银发旅游看似为古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实则加速了它的空心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作者陈雪倩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本文改写自作者参与第十届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撰写的田野报告。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由新南社会发展中心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