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正是解读良渚文化的密码之一，现有的考古发现证明，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

　　大金链子大金表，手持最新款的华为手机……初见梁仁明，很难一眼分辨出他是个庄稼人。但再仔细打量，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手上有明显常年劳作留下的老茧，裤脚和鞋子都沾点泥渍，确实是个种地的。

　　在杭州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一问“种地的”，村民们都会手一指：沿着村里的主干道一直走，路边最显眼的三层小别墅就是他家。院子挺宽敞，中间堆了两口大缸，正浸泡着水稻种子，边上堆满了编织袋装的化肥、农药等农资，大门边靠着个招牌：瓶窑镇梁仁家庭农场。

　　梁仁明种了将近30年的地，是当地的种粮大户，没想到最近却意外出名了，这是因为，从2015年起，他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承包了8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水稻正是解读良渚文化的密码之一，现有的考古发现证明，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至今正好一周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瓶窑人，梁仁明的成长史也与良渚的变迁和遗址开发有着奇妙的关系。

　　在遗址公园种粮

　　梁仁明对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熟门熟路。

　　每天上午9点前和下午5点后，公园的非营业时间里，梁仁明可以入园，到田里去。常年的田地劳作让梁仁明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般不到4点就会醒来，六点半准时从家里出发去田间巡查一番，并赶在9点遗址公园开园前离开。

　　最近，他在公园里承包的水稻田，插秧的活已全部干完。夏日的阳光下，翠绿的秧苗正茁壮成长，与遗址公园的景色融为一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5000年前，良渚先人在田地里耕种劳作的场景。

　　梁仁明一直津津乐道于这种冥冥之中的联系，不过，他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良渚文化，其实是在2013年。

　　为了更好地保护良渚古城遗址，2013年起，周边村落的600余农户陆续开始拆迁，其中包括梁仁明所在的长命村的部分片区。虽然梁仁明家没有在拆迁范围内，但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良渚文化和遗址保护的概念。

　　对于良渚灿烂的考古和学术价值，梁仁明了解不深，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感叹于童年回忆都被封存进了遗址公园的花花草草里。

　　带着记者巡查稻田时，梁仁明多次提醒记者注意身边的风景，“这里是我之前上小学时常走的路……”“这棵柿子树的果子特别甜……”他眼里放光，声音中还带着孩童般的炫耀感。

　　同样感怀的还有大观山村二组组长龚玉明，2013年他所在的大观山村整体拆迁。这几年，随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原有的地块已大变，但他和同村人至今还是能准确辨认出旧居所在，甚至对以前周边的道路和风景都能“凭空”娓娓道来。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遗址保护是考古专家的事。其实不然，考古只是众多过程里的一环。从基础设施到大型建筑，划定遗址范围、资金筹集、拆迁安置、规划设计、现场验收甚至到后期的保护监测，方方面面之复杂艰难，外人未尝可知。而由于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像梁仁明、龚玉明这样的普通村民，反而与良渚的遗址保护有着某种亲近的天然联系。

　　不仅是拆迁，由于考古发掘与恢复的工程量很大，邻近不少村民还曾应征进入现场，清运土方、送水等。

　　长期以来，由于良渚遗址保护的需要，遗址区内群众改善居住条件、拓展生产空间等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保护与发展之间，一直是全球性的大难题。

　　“建设公园的前提，是要保护地下的遗址。”良渚遗址管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保护第一、最小干预、真实可逆等原则，在充分尊重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有效性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大遗址展示的成功经验，运用绿植标识、模拟复原、小品雕塑、数字演示、场馆展示等手段，开展遗址保护展示。

　　在这样的保护中，土坡和绿植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农地招标，梁仁明和当地另一种粮大户中标，其中梁仁明承包的土地大约有800亩。

　　要在遗址公园种地，梁仁明不是没有犹豫过。当年，他拿到土地已是5月份，土地一片荒芜，长满杂草，路也没有规划和建设好，大型的农机运输困难。根据经验，6月中旬水稻必须播种下去，时间紧迫，梁仁明带着农民们一边整地，一边育秧，每天在地里挥汗如雨。

　　在遗址公园里种水稻并不简单。

　　比如，不能用除草剂。田里的杂草都是梁仁明和农民们一根根手工拔除，现在，梁仁明只要往田地里扫一眼杂草，就能准确算出所需要的人工和劳动量。工作时间也是个问题，双方达成的协议里，梁仁明的生产活动一般只能在公园的非营业时间里进行，早上还好，晚上的时间就有些难安排。农民晚上睡得早，赶上农忙时，晚上的工作时间可能会被延后至8点以后，大家难免会有怨言。梁仁明也没办法，只能偷偷发红包安抚情绪。

　　地还是这块地

　　平日里，梁仁明的话不多，喜欢点根烟默默地望着远处发呆。

　　一到了田间，他开始习惯性地唠叨起来。这块地里的水稻长势如何，杂草如何清理……对于田里的一切细节，他都能脱口而出。

　　梁仁明开一辆福特皮卡，车子大，方便装东西。在梁仁明车子的后备厢里，常年备着一双套鞋和四支手电筒。

　　近年来，由于腰伤和膝盖劳损，梁仁明下地的次数少了很多。不过，他的车上还是会备着几套衣服，梁仁明承包的土地相对分散，一赶上下雨淋湿了就直接在车上换。他带着记者在田间巡查，在细长、泥泞的田埂上走得飞快。有时会停下来拔草，一边拔一边把草揉成团，用力按回水田淤泥里，当绿肥来还田，这是他种地多年总结的经验。

　　不过，经验二字谈何容易。刚开始种点口粮地尚且凑合，等他想着承包土地来种地赚钱时，才发现原来的经验少得可怜。“那时候啥都不懂。以为施肥就是把新鲜猪粪往田里施，结果水稻长势很差。后来才知道，淘粪也得要往里掏陈一点的，施肥时还得拌点稻谷灰。”梁仁明回忆，好不容易挨到秋收，又遇上困难，5000多公斤稻谷收割上来却根本没地方晒谷子。

　　只能把谷子晒在村道上，来来往往的拖拉机、摩托车难免会轧到一些，偏偏又遇上秋天雨水多，谷子晒了潮，潮了晒，收起来时，成色也不好。一来一去，第一年的收成才刚赶上收回成本。

　　梁仁明曾想过种植油菜等经济作物，但算下来补贴和收成都不及水稻。逐渐地，梁仁明摸到了门道，水稻一年能种两季，其间种麦子，能最大化地利用好土地的价值。自己淘粪、背粮的辛苦日子坚持了三年，竟也攒下点可观的积蓄。

　　曾几何时，乡镇工厂快速兴起。不少村里人嫌种地太苦，都跑到附近工厂上班。土地荒废着没人耕种，反而成了梁仁明发展的好机会。几年下来，梁仁明先后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还购置了拖拉机、翻耕机、播种机、农业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农机，有了现代农业科技的加持，田地里的收成也越来越好。

　　2014年，梁仁明成立了家庭农场，购置了从水稻育秧到稻谷仓储的整条生产流水线。

　　梁仁明在田间地头“跑马圈地”的几年间，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在悄然扩张。

　　尤其是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被学术界称为“石破天惊”。良渚古城的发现，连同此前发现的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使得这座古城的面貌初露端倪，也使瓶窑镇逐渐成为良渚文化遗址保护的核心区域。

　　此前的2001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划定，并成立管理委员会，着手启动《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简单说，核心问题，就是遗址保护范围，这个圈要画多大。到了2012年，《总体规划》终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时任余杭区委书记徐立毅提出要“不遗余力”保护和发扬良渚文化遗址这个大IP，同时还做出决策，良渚范围土地出让金收入的10%都要作为良渚遗址发掘保护的经费。

　　想卖“良渚大米”

　　大家对良渚文化的认知迅速提升，全力守护中华文明圣地，不断擦亮世界级文化金名片。

　　梁仁明说起小时候，他常听说村里人说，能挖出石刻、玉器等古玩，但要说清楚什么是良渚文化，他答不上来。良渚文化虽早已被命名，但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并不快，普及度也不高。在村民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以前，良渚遗址可能是“不需要保护”的。民风淳朴，村里松土起地基，挖到瓶瓶罐罐是常事儿，看起来不错的会留着上交国家，还能得个搪瓷杯、热水瓶作为奖励。

　　直到1986年，良渚沉睡多年的平静被打破。长命制动材料厂准备扩建，新厂址选中反山，占地30亩。很快，这个一直寂寂无闻的小山坡，成了此后名震天下的反山遗址，挖出了11座良渚文化时期王陵墓葬，出土陶罐、玉器1320件，包括玉琮王。

　　次年5月，村民在山上挖出大量玉器，引发骚动，上百村民上山，还有不少文物贩子闻讯而来。同年，余杭县专门设立了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文管部门协同公安抓捕不法分子，追缴文物，对现场进行抢救性挖掘。良渚的“苏醒”也开始加速，当时瓶窑、安溪、良渚三个乡镇里的33.8平方公里内，陆陆续续发现135处遗址，数量多、面积广，但其中有25处曾遭遇破坏。

　　类似事件再也不可能发生。去年，良渚申遗成功，遗址公园开业运营。

　　梁仁明直言，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当传统农业遇上了良渚的文化大IP，品牌的效应和溢价也变得可以期待。

　　早几年，还没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这个概念时，梁仁明种的是普通的水稻品种，口感一般，卖得也便宜，收购价每公斤不到1元。去年，乘着良渚申遗的东风，梁仁明特意选择了口感更好的晚稻品种来播种和栽培。新培育的水稻口感更好，价格也更贵，收购价达到每公斤2.5元。

　　未来，梁仁明还想与良渚相关部门合作共同打造“良渚大米”等品牌，开发更精美的文创包装等，在保证品质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前段时间，良渚相关部门和梁仁明谈合作，让梁仁明匀出一部分土地种油菜，不仅作为景观，也可以作观赏用，收获的油菜籽还可以榨油做农产品，包装则由良渚相关部门请专业的文创团队进行打造。为此，梁仁明还特意定制了精美玻璃瓶小包装，只等收来的油菜籽烘干后榨油。

　　但在长命村村委会主任费国芳看来，良渚申遗的溢出效应似乎和他预想中的不一样。

　　此前，由于良渚遗址区的保护，长命村没有大规模开发，村里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厂房企业，发展有些受限。近年来，村里也在积极打造农文旅产业，原本希望借着良渚申遗的“风口”，让当地村民共享遗产保护成果。不过，今年由于疫情等多种因素，效应来得比想象中要更晚一些。

　　也有专家提醒费国芳不要操之过急，“遗产保护本就是道难题。况且良渚文化由于其特殊性，文旅开发的门槛更高，更多应带着朝圣的心情去瞻仰，而非简单粗暴地仅仅添加游玩设施了事。”

　　不过，费国芳或许也不用过分担心。毕竟，背靠良渚这个大IP，总是有发展的机遇。

　　对瓶窑来说，良渚申遗成功或许就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会激起发展的涟漪，引领当地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比如，瓶窑的窑北村，一年多来，申遗成功的效应就在持续被放大。不少当地人都觉得，去年是游客最多的一年。当地一家果园最近成了网红地，采摘游的人数暴增，连带着给果园配套的主题餐厅的营业额暴涨，2019年比2018年翻了一倍。

　　梁仁明也有期待，“良渚大米”之外，肯定还会有一系列良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