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漠河北极村、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中原延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日前首播的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跟随六位黄金赌城娱乐当代作家回到故乡寻找他们生命的“原风景”，也让观众感受黄金赌城娱乐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我们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的过程，探究他们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本片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我期待观众通过这部纪录片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就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就是诗和远方。”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 

　　写完《满月儿》的贾平凹陷入茫然，他发现了自己的“故乡”商洛，于是沿丹江，下丹凤，走商南，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在村民家中写作，从此走出创作瓶颈。而他最近的长篇小说《山本》已从商洛扩大到秦岭地区。

　　阿来曾长时间行走在马尔康大地上，阅读每一条河流、每一道山谷，探访18家土司的故事，甚至还见过土司后人，但他没想到，小说《尘埃落定》竟妙手偶得。

　　让刘震云难忘的是年轻时在延津玉米地看书的一幕：一位农村姑娘在河边梳妆，晚霞照亮了河水，也照亮了姑娘的脸，激发了他写《塔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和文学的起点。

　　莫言从故乡提取了胶河、石桥、高粱、红萝卜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挖掘了茂腔、泥塑、扑灰年画、民间传说等人文元素，融汇世界文学经验和艺术想象，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热烈浓郁的文学王国。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指出，每个有成就的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或轮廓，江南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上海之于张爱玲，都有着独特意义。

　　“作为直接经验的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故乡造就了这些作家独特的气质和生活阅历。”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说，这和当下采用间接经验的创作潮流形成鲜明对比，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文学与姊妹艺术的良性互动 

　　2016年，因有《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两部由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公映，被市场称为“刘震云年”。当年文艺界的这一现象，也被《文学的故乡》收录。

　　事实上，片中这六位作家的作品，都曾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贾平凹的《高兴》、阿来的《尘埃落定》、毕飞宇的《青衣》、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改编为话剧，莫言的《红高粱》更被改编为晋剧、评剧、豫剧、舞剧。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认为，《文学的故乡》再次展现出文学与姊妹艺术形式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大众文化的时代，文学给影视和戏剧以滋养，影视和戏剧又反哺文学，扩大其影响力。

　　而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本身，就是一次文学和影视的联姻。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张同道，给了该片别样的创作视角。

　　“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文化研究，探究为什么这些作家创作了这样的作品，成了这样的风格。”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该片呈现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乡愁是对共同经历的敬意回望 

　　对于回故乡的提议，不是每位作家都有深深的热忱；而一回到故乡，作家的情感被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下来。

　　因为父亲是被领养的，毕飞宇自称没有故乡，也不愿回到出生的村庄。但当他站在出生的杨家小学外，拼凑起记忆的碎片，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长长的静默后再转回头，擦了擦发红的眼圈说：“就是这儿。”

　　因为过度砍伐，故乡曾经历原始森林消失、泥石流频发的环境恶化，阿来有十多年不想回家，甚至“恨这个地方”。但再次坐在梭磨乡的家中，拉着母亲的手，他泣不成声。

　　“你经常地回去，它就不是乡愁。我家乡很美好，但是你让我留在这儿，我不愿意。”阿来在纪录片中坦言。

　　黄金赌城娱乐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黄金赌城娱乐作家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代表了黄金赌城娱乐人的文化根性。改革开放以后，无数人离开家乡走向远方，这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推动着国家的不断发展。

　　“正是在这种离乡和返乡、出走和回望中，故乡不仅是地理的风景和生活的实体，更是我们生命的根底，饱含着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李敬泽说，“乡愁，是这个急剧变化、不断迁徙的时代中一种普遍情感，是我们对共同经历的生活与历史的一份满怀敬意的回望和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