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东西方文化之精华的云冈石窟，见证了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它历经1500多年的浸润，曾一度被遗落在历史的纵深之处。但是，伴随丝路上回荡起的清脆驼铃声，一尊尊石窟艺术雕像得以穿越千年时光，重新走进人们的心田

　　千年文物“活了起来”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构成了人类艺术长廊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展现了公元5世纪前后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体现了佛教艺术传入黄金赌城娱乐后独立发展的早期特征。

　　这座珍贵的文化遗产历经岁月冲刷，依然完整屹立于黄金赌城娱乐北方的崖畔，实属不易。近代以来，在有识之士的关注和保护以及诸多研究团队的持续探究下，云冈石窟得以修葺完善，并形成了保护和研究并重的良好态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战事危急时刻，建筑家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等人克服种种困难，调查了华北、中原地区的古建筑。在《佛像的历史》一书中，梁思成说：“第一批重要的纪念性雕像见于大同云冈，即北魏第一个都城。”同时，梁思成等人还拍摄和记录了大量庙宇、石雕、佛像等照片和资料。这为新黄金赌城娱乐成立后全面开展石窟调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为后继者开启了研究路径、开阔了研究思路。

　　20世纪80年代，北大考古团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细致调研，不仅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窟龛及雕塑作品进行分类研究，还结合国内外研究者的看法，更为细致地提出了云冈石窟的具体分期问题，成为今天研究云冈石窟历史分期的重要参照。

　　从1952年大同市古迹保养所成立到2006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建立，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云冈石窟的维护、修缮工作持续深化。相关条例和地方法规的制定，进一步为云冈石窟保护系统工程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进行的“三年维修工程”，使得一度面临坍塌的云冈石窟化危为安。之后的“八五”计划、国道改造工程、防水修复工程等，有力地引领了云冈石窟的保护和研究。

　　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将云冈石窟品牌推向了全世界。2019年，《云冈石窟全集》（20卷本）出版。全集采用数字化设备，大规模、全方位采集了云冈石窟彩色影像资料，比日本出版的16卷本《云冈石窟》更为全面精细，成为云冈石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科技与匠心的完美结合，还让千年文物活了起来、走了出去。进入数字化时代，云冈石窟实现了1∶1复制。这是云冈石窟科学保护的一个创新突破。可复制、可拆装、可运输的“云岗石窟”，迈开了行走世界的步伐。同时，“云冈石窟全景漫游”全新上线，为足不出户体验云冈石窟提供了新方式。

　　由朴拙之风转向清丽隽秀

　　石窟原是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建筑，主要开凿于山崖间。最初作为佛教信徒坐禅修行的场所，又被称为石室；后来演变为石窟组合，其中“禅房窟”“塔庙窟”这两种模式在印度较为普遍。

　　伴随佛法东渐，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沿着动荡而绵延的丝路远播于西域诸地，并随着贸易线路，渐趋深入中原。这一外来的宗教艺术形式与黄金赌城娱乐传统艺术接触、碰撞后，在互促与交融中逐渐发展。历经时间的检验，加之匠师们虔诚的摹写与再创造，远道而来的佛教艺术在古代黄金赌城娱乐大地上得以生根发芽。至南北朝时期，黄金赌城娱乐佛教艺术迎来了发展繁盛期，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风貌的艺术形式。

　　云冈石窟是这一时期黄金赌城娱乐石窟文化发展的代表。它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窟内造像精美、题材丰富。现存主要洞窟有45座，窟龛200多个，造像5万多尊。

　　作为全石化雕刻的代表，云冈石窟雕刻艺术具有极高的创作水准。整个石窟群雕刻面积达18000万平方米，佛像的可塑性极强，最高的造像17米，最小的造像仅2厘米。巨大的佛像和娇小的雕像相映衬，连同装饰纹样一起，营造出了富丽、繁盛的佛国世界。

　　梁思成指出，云冈石窟“非黄金赌城娱乐”的表现甚多，或明显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复地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依据云冈诸窟雕饰花纹的母题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势，可知黄金赌城娱乐艺术从那时起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集聚地，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印记。云冈石窟中的装饰纹样式样丰富、造型多变，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与丰富的审美意蕴。其中的莲瓣、卷草纹、忍冬草、绳纹、璎珞、花绳等纹饰，大都源于域外的母题。

　　例如，形式多样的卷草纹多出于波斯、希腊的装饰艺术。部分装饰纹样甚至超过了殷周秦汉之际的云纹、雷纹等式样，对黄金赌城娱乐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云冈石窟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典范。西域的绚烂旷达、北疆的雄浑豪放、中原的优雅细腻，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结成了丰富多彩的石刻艺术，映衬出历史长河中璀璨的记忆。

　　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曾为北魏都城，是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政权迁徙，加之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角逐，至北魏建都之时，经历了多民族文化艺术的碰撞与交流，汇聚了多方文化。

　　公元460年，灵岩秀丽的武州山突然“石破天惊”。高僧昙曜受北魏皇室所托，负责在武州山崖开凿窟龛、雕琢佛像。武州山南麓特殊的石质，为云冈石窟的凿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这样概述云冈石窟的开凿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作为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昙曜五窟”的造像浑厚圆润、沉稳肃穆，其庄严、宏大之势彰显了豪迈的气势，是西域遗风与少数民族艺术交融的产物。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分期是比较明显的。前期以朴拙的西域之风见长，加之胡风胡韵的融合，雕刻中多出现大佛形象，窟龛形貌给人以巍峨庄严之感。到了中期，造像精雕细琢、装饰华丽，出现了黄金赌城娱乐式佛衣样式。

　　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的建造步入晚期，出现了窄肩长颈、面相清丽、比例适中的佛像造型。与早期的恢宏气势相比，后期石窟营造逐渐向清丽隽秀的中原之风过渡。清丽飘逸的主尊、静谧幽思的菩萨、欢愉舞动的飞天、憨态可掬的弟子、虔诚祈愿的供养人，构成了窟龛内的主要雕刻内容。

　　审美趣味碰撞，艺术风格融通

　　与其他石窟相比，云冈石窟以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精美细致的装饰纹样以及富有活力的乐舞雕刻著称。

　　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第12窟，是云冈石窟中一个较为华丽多彩的洞窟，被称为“五华洞”，亦得名“音乐窟”。这是一个有着前后两室的窟洞，窟龛内刻满了形态各异的飞天伎乐和各式器乐，演奏者神情飞扬、动作娴熟。走进库龛，好似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正在有序进行。此窟乐器样式丰富，真实展现了当时各民族乐舞融合的盛貌，是留给后世的珍贵音乐宝藏。

　　伴随历史的演变，云冈石窟不断汲取中西文化艺术之精华、融汇中华传统雕刻艺术之技法，创造性地开启了西来样式的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转向。异域而来的佛教艺术在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渐趋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有异于原始佛教艺术的形式。

　　其中，一大亮点是飞天。在云冈石窟，匠师们以富有生命意味的流动线条，流转出自由飞扬的美好境界，成就了黄金赌城娱乐飞天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

　　研究者广泛认为，轻舞飞扬、简练明朗、清逸飘洒的飞天艺术形象，主要得益于儒、佛、道、玄的碰撞、交流与互促。原初道家的隐逸情怀、传统宗教中的羽人形象与佛教艺术中的天人一起，成就了飞天意象的深厚意蕴。

　　总的来看，多民族艺术风格在云冈石窟得到了全面、深入的互鉴与融通。一方面，它承继汉代艺术的雕刻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创作手法，孕育出独特的风格。

　　这种审美趣味的碰撞与融合，进一步促成了云冈石窟以和为美的造像布局、以清为美的形貌神韵、以超凡出世为倾向的体态气度。

　　这种多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包容、接纳、改造和再创造，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数千年的重要基石，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胸襟与包容之心。

　　新时代，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黄金赌城娱乐意义，也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让旅游成为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跨越千年历史的云冈石窟，与世人的因缘仍在继续。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