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对鞋的心理是矛盾的。鞋是人们双脚踏大地的物件，被视为一种吉祥物，其谐音有“谐美”之意，亦指人和、事和；同时却也视其为禁忌物，其谐音又与“邪”同，属邪魔外祟。所以，鞋可做贺礼，小孩子满月，亲友可赠各式各样的虎头鞋、猫头鞋等；父母为了祈求子女平安一生，到庙里认师父做“记名弟子”，还要赠送老和尚一双僧鞋。不过，老北京人还有一种风俗，不可将鞋摆放在卧室明处。而且，每年岁末扫房时，必定要将一年穿破的旧鞋抛弃，谓之“除邪”。

　　常人春先生所著《老北京的穿戴》一书，专门一章写到穿鞋风俗的演变及沿革。写到清朝官靴的样式：“王公大臣上朝议政必要穿朝靴，这是高档次的官靴了。其鞋靿高及膝盖，靴面大多是黑色库缎的，靴底竟达32层之多，用布虽不到千层，却也超过百层了，摞起来足有一寸多厚，前薄后稍厚，靴子为方头，前部略微翘起，谓之‘内式’，即内廷款式。但官吏穿靴子必须依制。一般官吏均穿青缎面、青皮脸、粉白底的官靴。唯独内大臣、盛京将军，准穿青缎面、绿皮脸、绿牙缝、粉白底朝靴，以示‘荣贵’。”由于朝靴是清朝官员们在官场的制式穿戴，做工必然讲究，一双朝靴可价值数十两白银，且大多是由内联升鞋店定制的。

　　“内联升”字号之名，颇迎合一批官吏的心理。“内”指“大内”，即清廷，意即穿了此朝靴可“在大内连升”。内联升于清咸丰三年开业，前店后厂，以专营官靴起家。第一任店主赵廷是武清人，十几岁就在北京东四一家鞋店学徒，学得一手好手艺。出师后，他得到一位官吏的资助，筹借了一万两白银，开始做起了制朝靴的生意。

　　内联升鞋店开业后买卖就很兴隆，大小官吏们来店内订做或购买朝靴者络绎不绝。内联升的朝靴选料实在，精工细作。店内专门从南京进货黑贡缎，这种贡缎售价相当昂贵，但其质量最佳，经久不起毛。而且内联升注意量尺寸，请客户试穿样品，不惜反复改做，因此既有品级较低的官吏自己来店内订做、购买，亦有高官显宦召请店内的人去府上量尺寸。

　　店主赵廷是个有心人，将其所有主顾的姓名、年龄、住址、靴子尺寸甚至特殊癖好皆记录下来，专门记载这些材料的账册称《履中备载》。有了这些材料记载，顾客再来买朝靴，店中人就可少跑路了。而且，一些企图奉承贿赂上司的官吏也得到一条送礼的捷径。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内联升鞋店毁于战火劫掠。以后，局势稍平定，内联升鞋店从东交民巷旧址迁入灯市口迤西的乃兹府重新开业。1912年袁世凯因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南京就职总统，遂唆使曹锟制造一场兵变。此次兵变对京城的商市破坏甚大，刚刚恢复元气的内联升又遭一次大肆劫掠，店主赵廷忧愤交加，一病身亡。其子赵云书接手后，把店铺搬迁到前门外的廊房头条，并在北火扇另立制鞋作坊。

　　清廷覆亡后，官靴亦绝迹，内联升顺应时势，改营布鞋，生产的小圆口千层底缎子鞋和小圆口千层底礼服呢鞋享誉一时。这些鞋鞋面、鞋底和里子布都是好料面，做工精细，甚为华贵气派，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尤其受到青睐。旧京有歌谣：“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以此来描绘那时的阔人，也就是头戴马聚源的礼帽，身穿瑞蚨祥绸布的长衫，脚蹬一双内联升鞋店的布鞋，腰中装有四大恒字号钱庄的银票，这四样都是旧京的名牌，人们穿戴使用它们，与今日“晒名牌”并无二致，也是一种炫富心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穿西服和中山装的人多了，穿皮鞋的人也多了起来，老式制鞋作坊纷纷关闭，内联升因在社会上名声颇响，尚可勉强支撑，但它也不得不开拓新市场，于是推出一种名叫“老头乐”的棉鞋。“老头乐”很受老年人喜爱和推崇，这种棉鞋结实暖和，穿脱很便当，因其产品在鞋帮上有手工扎出的云头花纹，又称“大云棉鞋”。内联升的产品由高档货转向服务普通群众。

　　至北平和平解放，内联升鞋店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公私合营后，它搬迁到大栅栏内原生达药店旧址，迎来了又一次企业中兴。如今，内联升鞋店有几千平方米的新店堂，富丽堂皇，宽敞明亮，顾客川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