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的上海演艺市场，好戏连台，再掀国潮。

　　这些国潮好戏，汇聚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的整体思路、典型要素与基本方法，令观众欣喜地看到：一方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已然成为当下文艺创作的一种自觉；另一方面，此类作品的叫好又叫座，又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是推动新时代文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能源。

　　文化产业链的视角

　　国潮IP的三重属性

　　近年来，国潮由概念迅速演进为现象，继而引爆各行各业的文化生产力，其浪潮之澎湃，令万物皆可国潮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当运笔国风的色彩、图样占据了文化消费的大小物件时，你是否能记起：昨日那杯网红打卡的国潮奶茶，当发好票圈、抛去空杯，除了确定奶盖还是昔日那个奶盖，国潮又在哪里？那么，回归国潮本源，首先要厘清的是国潮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指向何处。

　　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是，借道文化生态视野下的产业链理论，将国潮定义为中华民族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所创造与积累的、为大众普遍认同的文化资产及其附属生态圈，进而提炼出国潮IP这一核心要素。值得注意的是，IP这个同样满大街飞奔的文创热词，在国潮与网络媒体的双重语境下，确实需要一种拓展与更新。而国潮IP的独特属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先发优势的产权属性。大部分上古流传的中华神话、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历史久远的古籍诗画，都很难在法律范畴内实现IP确权，因而“首创”在国潮创作中至关重要。从想象中走来、由虚向实的人物设定，从历史中走来、符合现代话语的叙事重构，通常会在首次亮相中给受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获得最积极的市场效应。而上海作为首演、首秀、首发的一个文艺重镇，敢为人先、敢想敢试的文艺创作具有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例如，不久前亮相上海大剧院的舞剧《永和九年》、唱响上剧场的音乐剧《杨戬》，均属首创首演之列，前者大胆尝试以肢体为笔、以神形为墨，重写《兰亭集序》这“天下第一行书”；后者则将民俗传说中的东方战神，搬上了唱、舞、演的当代秀台。

　　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本转换，丰富了受众对传统文化的体验维度，亦充分体现了国潮IP的另两重属性：厚植东方符号的内容属性与跨媒体叙事的衍生属性。以音乐剧《杨戬》为例，自唐代《教坊记》中的《二郎神》词牌起，杨戬（二郎神）这一人物散见于元代杂剧，更多的则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为世人所知。多年来，二郎神名气虽响，却常以配角姿态低调徘徊于文艺作品中。此次站上C位，除了亮出其头上三目、执三尖两刃刀的招牌设定，更是挖掘出其“半人半神”的人物二元性。沐血除魔、劈山救母，此时杨戬为人；力阻沉香、绝尽人情，此时杨戬为神。此类半神人物在古希腊神话中常被塑造为天生神力的伟岸英雄，并以大开大合的悲剧形态完成故事构建，而中华神话与传统曲艺总爱将复杂人物置于天生困境中，并不追求绝对力量，而是借助螺旋的成长曲线，推动角色执着前行直至浴火重生的那一刻，迸发出善良、博爱、理性、正义的光。因而，《杨戬》归根到底探讨的还是东方哲学中的信念、抱负、入世、命运等核心议题。这种一脉相承的思维是东方符号的内里，相信在《永和九年》《长安三万里》等其他作品中，当代受众同样能与王羲之、高适等古典角色形成一种古今共鸣。

　　并且，这种共鸣在跨媒体叙事的结构中将进一步得到放大，这亦是延伸国潮价值链、扩大国潮生态圈的前提。近年来，从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到真人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各种文艺创作使得黄金赌城娱乐银幕上的“封神宇宙”渐显雏形，而音乐剧《杨戬》的问世，更为其适时添上了一块舞台拼图，令受众了解中华诸神的视角更为多元。毫无疑问，国潮IP跨越传播介质愈多、响应区域愈广，其续存与衍生的能力就愈强。如《永和九年》上演之际，由《兰亭集序》装点的扇子、香囊、茶具等文人雅器，伴着舞步一同踏在受众审美点上；成都博物馆随“汉字黄金赌城娱乐——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推出的“兰亭集序杯”、浙江民艺博物馆设计的“兰亭集序拼布”，亦是火出圈的文创系列，一个展馆与舞台呼应共创的“兰亭宇宙”似乎呼之欲出。

　　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是，在你追我赶开发各类“宇宙”之时，如何避免内容同质、胡乱魔改、审美倦怠等“宇宙”魔咒？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漫威宇宙第五阶段电影，今年陆续推出的《蚁人3》《银河护卫队3》《惊奇队长2》均遭遇口碑与票房滑铁卢，虽然依旧是大制作大卡司，但实在经不住叙事空洞散乱、特效疲劳狂轰拖后腿。冷静反思国潮宇宙，其天然优势在于源头之水用之不竭。历史长河里的传统经典人物与故事多如繁星，若文艺创作者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创作负责的态度，潜心钻研、虔心取用，相信今天的国潮IP还只是成熟演化的起点。

　　确立了打造国潮IP的整体思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便在于运营IP的基本方法，这个问题也具体指向供给端思维下国潮创作的当代表达。

　　总体艺术与诗意剧场

　　国潮的供给端优化

　　产业链革新的关键在于减少无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在文艺领域，大众审美升级带动文化消费升级，对国潮作品来说，唯有富语境、强体验、新呈现的“高概念”作品，方能吸引受众。

　　“新民乐”素来是受人关注的国潮IP一大门类，近日于1862时尚艺术中心首演的《云之上——让听觉从东方出发》，（以下简称《云之上》）便汇集了国潮“高概念”的诸多要素。这场音乐会始于上海民族乐团多年来的思考：如何让传统民乐与当代审美碰撞，如何帮助观众运用通感领悟东方旋律。最后，这种思考化作一场以视觉为“主导动机”的听觉盛宴呈现在观众面前：剥落的混凝土柱、锈迹斑斑的铁管，在由百年祥生船厂改建而成的工业风剧场内，方形舞台沉浸式地置于观众中央。当白衣悠然的演奏家们翩翩入场围坐成圈，天圆地方便有了一种“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的戏剧张力。待清脆的铃声和低拂的拨弦响起，人物、场景、旋律即刻形成一种舞台幻觉，直至最后器乐齐鸣的强音落下、幕布升起，现实中的奔流浦江与璀璨霓虹作为背景忽入观众眼帘，“有时近仙境，不定若梦游”的虚实相融、古今交汇就这样真实地发生了。

　　这样的《云之上》很难被简单界定为一场音乐会，它是从服饰装扮、场景布置、演奏技法、情境设计等诸多方面对国潮美学的立体展示，进而，调动受众的情感、引发一种油然而生的诗意。当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提出“总体艺术”概念并将之视为未来艺术发展的理想时，我们就看到了多种艺术要素与展现形式并置、并诉诸受众的感知，从而通向认知和意识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心理学中“意识剧院”的比喻不谋而合。而在国潮创作中，将这个意识抵达的终点称为“诗意剧场”，想来更为生动贴切。

　　这种诗意的生发，是打破镜框式舞台，让受众与演员直接交换信息与感受的结果。这亦印证了一种有趣的假设：对于当代观众而言，有时他们的兴趣并不仅仅停留在演出本身，还在于考察表演者如何处理自己的表演。由此推导出的结论便是，艺术创作者的工作应转向一种内容与语境的双重构建，这个语境若无法将观众积极地吸引进来、并参与到意义的共同营造，便会失去意义。

　　当然，这种吸引与共营并不易得，往往需要如《云之上》那般，为观众提供一种超经验的体验。因此，需要新鲜而多样的艺术要素参与到国潮的各种创作中。正如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的原创音乐剧《刺秦》中，我们看到了“戏+剧”的新范式，戏曲台步、京剧唱念、越剧女小生反串等表演手法，为音乐剧这一舶来物量身定制了东方版型。又如古琴、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与赛博朋克风电音的交织，为《杨戬》增添了音乐的层次，甚至成为“新民乐”的一种国际注脚。

　　区域化精耕与垂直化细作

　　国潮的生态多样性

　　随着国潮生态圈的不断向外拓展，艺术创作者始终要明确的是，萌发于区域的百姓智慧、扎根于民间的艺术形态，正是国潮生态圈保持系统多样性和传承性的根本基础。

　　以刚刚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千里江山图》的衍生与改编为例，今年8月，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侧耳”工作室于上海书展首发同名广播剧后，上海评弹团紧锣密鼓推出了同名中篇评弹，以吴语方言区的代表性曲艺，谱写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革命诗篇。吴侬软语徐徐展现出申城街头的烟火气，而重弦嘈嘈中又讲述特别行动小组舍生忘死地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了焕发古老评弹的新活力，这一改编在“说、噱、弹、唱、演”五字传统要诀中，强化了演的戏份。说书先生不再一人分饰数角，亦不再身着长衫旗袍，而是于“一人一角”的设置下准确进入角色的服饰与空间。评弹舞台也引入了剧场调度，以往的一桌两椅为全景式搭建所替代，一些闪回时空、敌我平行时空的精巧设计，活脱脱在蒙太奇手法下演出了大片感。

　　《千里江山图》是上海评弹团继《高博文说繁花》、摇滚版《白蛇传·地久天长永不分》等新作后的又一次自我突破。这样的新国风评弹精耕地方特色、细作垂直领域，有效实现了受众群体年龄段的拓宽，并通过巡演、视频号云演出等多种渠道，“破圈”吸引了一众不识吴语、初遇评弹的外埠粉丝，这为地方曲艺的当代“活法”提供了一种借鉴。

　　自上海的“红色电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传遍大江南北之后，期待“江山图”可以成长为又一个由地方走出去的IP，这些作品带着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深深烙印，亦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以新思考、新实践汇入国潮振兴的主脉络，绘就新时代文艺的“千里江山图”。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