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还原电影的自由贸易之旅

　　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人们对是否用进口大片予以还击的猜想。以史为鉴，不止在电影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中曾被所有国家集体反省。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入驻他国市场又保护对自身市场的控制权，各国为争夺利益开始了之后几十年的拉锯战。在数十年的博弈中，电影最终打破国界，完成了自由贸易之旅，或许正是送给今天贸易摩擦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出发 门户开放

　　1918年，一场世界大战落幕，一项法律通过，两个事件的发生将美国电影业推向了世界之巅。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作为公认的电影诞生地，法国是电影行业当之无愧的霸主。1896年，法国人查尔·百代兄弟成立了百代电影公司，最早把电影产业工业化，建立了制片、发行、放映的垂直整合模式。随后百代的目标就指向了全球市场，几年内搭建起了全球的发行放映网络。到1908年，百代全球的营业额达数千万法郎，每周都能向市场供应一部新的长片，卖给美国影院的片量是美国本土电影公司总和的一倍。

　　然而，1914年一战爆发，格局重写。在经历巨大的战争消耗后，欧洲巨人们元气大伤，电影业更是一蹶不振。远离战场的美国，则在战争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一跃成为头号经济强国。旧秩序的崩塌为贸易自由化提供更多可能，美国政府也适时转变了孤立主义政策，在巴黎和会上兜售包括自由贸易、门户开放在内的“十四点原则”。

　　此时，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主要的国外市场也设有办事处。随着战争爆发，欧洲电影工业陷入停顿，市场出现空白，美国电影则乘势而入，一举成为市场霸主。资料显示，到了1918年，英国放映的影片中至少80%来自好莱坞。在西欧、拉美市场，美国电影的霸主地位基本建立。

　　同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韦伯-帕尔默法案为美国电影公司联合扩张扫清了国内障碍。这项法律允许出口商免予遵守反托拉斯法，这意味着此前受到联邦反垄断调查的大型企业集团可以“自由营业”。

　　这些被豁免的公司就包括聚在好莱坞的派拉蒙、米高梅、福克斯、华纳兄弟、环球、哥伦比亚等电影巨头。1922年，上述公司成立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以下简称“MPPDA”，后更名为美国电影协会）。这一组织在成立之初就代表了超过70%的美国电影公司，并多次扩充。在MPPDA的统筹下，原本各自为战的电影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在日后美国电影对外输出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突破 配额之争

　　一战后至上世纪20年代，好莱坞产品已经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45%的份额，在法国，好莱坞倾销的长片数量达到几百部，而法国本土电影的年产量只有几十部。随着经济逐渐复苏，欧洲开始发起反击。

　　1927年，英国颁布了电影法，要求电影院上映国产片的比例在十年之内要提高到20%。一年之后，法国政府同样祭出“配额制”作为杀器，规定发行公司每发行7部外国片，就必须同时发行1部国产片，之后，又将7部缩减为3部。奥地利等国也纷纷出台配额和贸易限制措施。

　　据MPPDA披露的历史文件显示，这一时期，贸易壁垒成为记录文件中的关键词。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垄断国内市场，争夺世界市场，纷纷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电影行业也不例外。结果适得其反，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大萧条。

　　尽管经济不景气，但随着垄断资本的注入以及20世纪30年代歌舞、警匪、恐怖等类型片的出现，好莱坞电影数量依旧高产，国际电影市场的收入已经占到美国电影总利润的1/3-1/2。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电影工业确立了全方位的领先优势。

　　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的法国亟须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而美国人在谈判时提出的条件就包括“取消针对外国电影的进口数量配额”。高卢雄鸡被迫低头，决定用更加灵活和松弛的银幕时间配额取而代之，即电影院每个季度辟出4个星期专放法国片，此外不再设限。进口配额解禁导致美国电影迅速向潮水一样淹没了法国市场。

　　尽管此后法国政府将银幕配额时间提升，但由于法国电影产业在二战后仍然比较虚弱，没有足够的产量和质量填满那些专门提供给它们的时段。同时，好莱坞钻了法律漏洞，它们在法国开设子公司，由子公司发行的电影理所当然被当成了法国片。

　　同样的策略被用在了韩国市场。1966年1月，派拉蒙、环球、米高梅等美国电影联合设立了配给（发行）专门公司，在韩国财务部注册法人机构，正式踏入了韩国电影市场，允许它们直接支配发行和放映，结果使得韩国电影业面临崩溃。

　　鏖战 文化例外

　　二战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反省大萧条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试图通过谈判协商，建立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以消除贸易壁垒，保障全球自由贸易。1947年，在初步协商阶段，欧洲国家率先提出了电影贸易的特殊性规定，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主张电影并非产品，而是服务。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欧洲面对来势汹汹的好莱坞大片就提出了“不仅是电影的危机，也是文明的危机”。由于电影本身具备文化传播功能，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部分起草者主张将它作为“文化例外”区别对待，一切自由贸易协定都不应当以“损失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为代价。这一诉求一旦确认，欧洲各国就有了设立电影配额以保护本国电影产业的制度性依据。

　　显然，美国对此强烈反对。美方认为即使属于服务贸易，也应当受到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调整，欧洲国家的限制实际上是设置了贸易壁垒。

　　经过激烈的谈判，美国方面最终做出了让步。它们乐观地认为基于好莱坞电影广受欢迎所产生的强大经济利益，配额限制的规定并不会影响在他国院线的放映量。自此，美国的让步使得电影产品作为一种“文化例外”在贸易协定中得到确认。

　　后来随着全球电影市场规模的增长，美国愈发感到电影配额制已经成为电影出口贸易上的枷锁，严重影响到了美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能力。于是，1986年，在世贸组织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电影在国际贸易中是否应当享有特殊地位的议题被重新提及，美国希望将电影的发行和展映再次纳入到普通视听服务类别，从而解除相关限制。

　　让美国意想不到的是，欧洲的抵触更为坚决。直至最后，因为矛盾难以调和，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平衡 竞争共存

　　尽管如此，“文化例外”依然没有抵挡住美国电影的攻势。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娱乐需求的增多，美国电影产业进入黄金时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虽然好莱坞影片占全球电影数量不到1/10，但却占到了全球票房的70%。

　　1993年，韩国本土电影只能占到市场上16% 的份额，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于是政府决定更加严格地执行银幕时间配额。1995年12月，韩国政府实施了以振兴为目标的《电影振兴法》，维持了此前的国产影片146天的上映天数，几年后，本土电影开始占到市场的60%以上。但是迫于美国压力，2006年，146天再次缩减到73天。

　　在好莱坞的强大攻势下，各国也意识到仅凭配额限制无法抵挡美国文化的渗透，转而通过建立庞大复杂的电影制作扶持体系，以提升本土影片的品质。

　　在法国，主要的扶持政策是由法国电影中心（CNC）完成。CNC直属于法国文化部, 下设的各种基金、补贴和预付金多达16种,其中包括计划扶助金、剧本创作补贴、纪录片扶助金、处女作扶助金、短片扶助金等等，通过扶助金管理，CNC参与到法国电影的制作、发行、宣传、放映、保存和奖励等各个环节，以保证管理本土影片的质量产量。

　　而韩国在通过配额制保护本土影片初获成效的同时，也开始采取系列措施扶持电影产业。2000年开始，韩国文化产业预算逐年增加，设置电影振兴基金、青年导演扶持基金等。同时政府鼓励三星、现代等财团投资影视业，帮助电影产业理顺运营模式。2005年起，韩国电影不仅抵御了好莱坞的电影霸权，其国际市场销售额也直线上升。

　　在百年来的贸易交锋中，美国电影的对外输出既依赖于本国产业的强大实力，也在于外部自由贸易环境的逐步确立。在应对美国电影产业输出的策略上，贸易保护主义一度抬头。但贸易自由是现实所需，也是历史之势，电影贸易的发展历程证明，筑墙无济于事，硬实力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