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不仅风光好、气候好、人杰地灵，而且自宋代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繁荣和物质文明发展，逐步形成了风格独特、气质不凡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烟雨婉约、经世务实、重乡土重教育，由此耕读传家、文人辈出，在思想、文学、艺术和经济等领域别树一帜。

　　研究文化要有时空坐标否则难以道说难触实质

　　人们对江南总是充满好感，小桥流水、红鱼紫蟹、亭台楼阁、旖旎风光，常常让人钟情，令人神往。那么，江南究竟在哪里，江南的文化版图如何界定？实际上，文化的存在必须依托特定时代与环境。因此，研究文化要有时空坐标，否则难以道说、难触实质。

　　从地理概念的角度来看，江南区域时大时小，小到环太湖流域，即“苏锡常”和“杭嘉湖”，大到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即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广大长江中下游以南区域。关于这个大区域概念，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有过记载。

　　江南文化在黄金赌城娱乐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这与其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江南地区地形地貌特征为丘陵、平原和多水，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因此气候湿润、万物滋润，人也和润。相对优秀的自然条件，使江南人民大体得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久而久之形成了文明祥和的区域文化。

　　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早在5000多年前，江南地区就已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商末周初，吴和越这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苏浙地区逐渐形成。自那时起，吴越文化便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本土根脉。

　　正式把江南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始于唐代。贞观元年，唐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其中有江南道。这个江南道区域甚广，包含几乎今天黄金赌城娱乐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而后江南道所辖区域和名称不断演变，到了清代，先后有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和江南省。

　　现在提江南文化和长三角的概念，往往认为是苏浙沪加徽南，那江西是否属于这片区域呢？应该说，江西文化一直属于江南范畴。

　　历史上，江西常被称为“吴头楚尾”，因为春秋时期这里曾经是吴楚争雄之地。唐代设置江南西道，宋代改属江南西路，江西一直在其中。而且，江西曾经是商业大省、矿藏丰富，又处于岭南到中原的交通要冲，曾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江西的移民来源与其他江南地区一致，大量属于北方士族南迁。江西既是北方移民的接纳地，也是北方移民移往他处的中转站。从吴语与赣语的比较来看，赣语词汇存有不少古吴语底层成分，说明吴语和赣语之间具有语言发生学上的共源关系。此外，江西学风与其他江南地区一脉相承。江西与浙江、江苏一样都是南方文化大省，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都诞生于江西。江西也是科举中榜大省，出的状元、进士一点也不少。

　　讨论江西在不在江南文化版图，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无论从历史的行政划分，还是从文化圈的互动来看，历史上的江西应该属于江南文化区域。它虽不属于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域，却与两湖地区是不一样的。

　　在政治权力边缘地带追求生活舒适与诗意

　　小桥流水、乌篷摇橹、园林古刹……江南文化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许多文化符号。然而，任何文化都是有变有不变，文化有变才能发展，江南文化也是这样。在交流和碰撞中，可以实现文化的杂糅、包容、创新和多元。其中，流民、漕运、宗教信仰和阳明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南文化的历史演进。

　　先看流民现象。相对北方地区的动荡，江南地区历史上算是时局相对稳定。由于北方人口南迁，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逐渐增大。所以，江南人必须勤劳刻苦、深耕细作，才能保证生存所需。由此，也就形成了江南人务实的性格以及外出谋生创业的现象，如绍兴师爷、徽州商人和“下南洋”等。

　　当然，流民的大量涌入也带来治安、土客冲突等问题。尤其是，难民为了不被土著欺凌，往往按地缘、乡缘关系结帮成派，这便成为会党、青帮等势力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近代上海。

　　漕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黄金赌城娱乐南方与北方实现大规模的物流和人才交往流动。北方意识形态和南方学术文化的互相交流，形成了一条有强大传播力的南北文化走廊。由此，江南文化可以从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中吸收营养。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江南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特征在宗教领域十分突出。永嘉南渡后，北方大族中流行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迅速在江南地区焕发活力。佛道的灵魂不死、轮回转世的思想与传统民间鬼神信仰有机结合，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

　　江南文化有着浓厚的重商传统，这与阳明学派的影响密不可分。“心学”打开了士人禁锢的思想，对机遇的判断不再基于理论的束缚，这对客观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明清时期，江南农民大多知道如何获得更多的收益，也明白市场是增加收入不可少的场所。

　　江南文化还形成了重礼教的观念。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力量的基础在农村。乡村孕育耕读传家的精英群，并逐渐发展为地方大族。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北方士族逐渐南迁。这些迁移而来的世家豪族为维持内部的秩序，也不得不仰仗法律以外的伦理、习惯来维持内部安定，久而久之形成了重视礼教的统一特征。

　　江南文化还形成了重教育的观念。宋代以后，江南地区的精耕农业得到发展，形成了市场经济和区间贸易，构成一定范围的商品经济交换网络。经济优势与政权劣势的碰撞，逐渐让许多秉承和合理念的儒生将视角投向基层，在民间以私学传教的方式进行文化传习。久而久之，进一步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崇文特征。

　　江南文化还形成了重个人自由意志的观念。这既源于阳明学派的思想观念，也是江南士人对入仕、出仕态度的体现。萧公权先生认为，乡村社会是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世界，虽然当权者希望将影响力伸展到每个角落，但地方统治能力实际上就像“强弩之末”。明清以来，统治者加强了对大臣的思想控制，造成官途莫测、谨小慎微。由此，精英群体中的一些江南官员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在政治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追求生活的舒适与诗意。大量的江南园林艺术也正由此而来。

　　江南地区在气候、物产上有明显的共通性，在文化、政治甚至制度上也有较为统一的特点。两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典型特征已经形成，后经历代演变，逐渐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的区域文化共同体。

　　江南文化共同体，是植根于中华文化主脉，在吴越文明熏陶、长江河系滋润中孕育而成的具有强烈认同感的区域文化共同体，是江南地区重要的精神纽带和中坚力量。

　　新时代区域文化重构要避免碎片化狭隘化

　　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是源和流的关系。我们无法脱离江南文化来谈海派文化，也无法用江南文化来概论海派文化。

　　历史上，上海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这里，新旧交替，移民纷沓，华洋共处，多元文化碰撞、沉淀，逐渐形成更具时尚和活力的海派都市文化。

　　上海的移民文化特征带来了异质文化，从而催生了多元文化，提升了文化的张力和竞争力。同时，上海人做生意的早、做生意的多，所以讲究合同、契约、规范、信用。这种商业规范传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的繁荣还带来了兴盛的都市文化和消费文化，这既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对江南文化的拓展，如独特的石库门建筑和发达的娱乐业。

　　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海派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包容。许多人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人对避难的犹太人敞开怀抱，无须签证，不用经济担保，也不需要工作证明。在华人都在艰难求生存的年代，上海成了犹太人安身求存的避风港。

　　海派文化不是江南文化的简单汇聚。某种意义上，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体现了中与西的对比。相较于植根本土的江南文化，更加开放多元的海派文化敞开怀抱接受西方文明洗礼。

　　西方文化对上海形象的影响、改造，绝非简单的舶来之品。只要看到车水马龙的繁忙都市与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就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中西文化碰撞、融合。

　　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还体现了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比。尽管江南文化早已形成浓郁的市井文化气息，但它大体是植根于江南水乡的乡土文明，有一定的局限性，也有转型发展的空间。而“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则面临吐故纳新、不断涤荡的问题。

　　传统是乡土文明的生命线，时尚是城市文明的制高点。今天，都市化的上海依然是文化江南的重要一员，更是传统江南文化的升华与重构。反过来，江南文化深刻影响了海派文化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民性聪慧、灵活而刚毅、坚韧；崇文尚贤，重视教育；重视实践理性，发展商品经济；重视实学，分工细密；注重物质生活，讲究物质享受；勇于挑战传统，张扬个性自由。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我们要用总体的眼光来研究文化，处理好区域与整体的关系。事实上，主流文化与区域文化是根系与支脉的关系。没有主流文化，区域文化将会是一盘散沙。因此，需要避免主流文化的无根化和保守化，避免区域文化的碎片化和狭隘化。从江南文化的流变可以看到，区域文化的互动对文化气质的塑造意义重大，文化影响力往往体现在不平衡、不一致的发展反差中。

　　总之，在新时代的区域文化重构中，需要重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和传统，拒绝碎片化和“拿来主义”，在传承中有所扬弃、有所突破。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