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因何而起？文化价值究竟如何？学术界多有研究分析却莫衷一是。在众多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件无须争议、完全说得清楚的事情：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地域性。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翌年改名《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发轫的标志，创办人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后，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瞿秋白、周作人、茅盾、沈尹默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一篇又一篇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檄文，形成一股富有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思潮。

　　这些新文化思潮的引领者，除了李大钊，均为安徽、江苏、浙江人。李大钊是河北人，但他的新思想引领人是江苏南通人白雅雨。1908年，白雅雨受聘于北洋政法学堂。在此学堂读书的李大钊，深受白雅雨的新思想影响，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11年，白雅雨与孙中山南北呼应、组织起义，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

　　今人说起“两河文明”，就会联想到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其实，世界上还有一处“两河文化”，那就是黄河、长江滋润下的中华文化。西亚的“两河文明”早已消亡，从而被冠之以“古文明”；黄金赌城娱乐的“两河文化”从未中断前进的步伐，故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都是长江下游文化圈中人？这个问题，可以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文化圈的角度来寻找答案。

　　“两河文化”各自表达，携手造就中华传统文化巅峰

　　黄金赌城娱乐的“两河文化”，因为两河之间地域辽阔且曲折绵延数千公里，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特征明显的两大文化区系。它们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交流与互补，汇成了相融互补又各自表达的黄金赌城娱乐传统文化。

　　第一，“两河文化”的标识：龙与鸟。

　　考古发现，最早的龙是位于黄河以北的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距今有五六千年。成书于3000年前并一直流传至今的《周易》，首卦《乾》的爻辞中，更有“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群龙”的系统表达。在黄河流域地下发掘出世的商、周青铜器上，龙的塑形也随处可见。具有三栖特征的龙，逐渐成为黄河文化的形象代表或者说文化标识。

　　依托黄河文化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也愿意将自己打扮成为龙的化身，居住之所称作“龙庭”，坐的椅子称为“龙座”，穿的衣服叫“龙袍”，开颜一笑是“龙颜大悦”。到了清朝，旗帜上更是直接绣上青龙，流通货币上也是龙的图案。

　　在长江下游，地处浙东的河姆渡村区域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的大量鸟形玉器；在长江上游，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文化遗址中，金、玉、铜的鸟形塑物也被大量发现。三星堆遗址里，鸟文化气息更是浓郁，不仅有人身鸟足、鸟首人身的青铜塑像，而且连人的眼睛也都是细长的“凤目”，以至于有人将其与“波斯人的眼睛”联系在一起，认为发现了“南丝绸之路”。四川成都市区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鸟文化的浓郁气息，一枚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尽显4000年前巴蜀地域鸟崇拜的文化特征。

　　第二，“两河文化”的轴心：齐鲁文化与荆楚文化。

　　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区系，经历了数千年的发生发展，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进入成熟期，各自形成了一个轴心之地。

　　黄河文化的重心，呈现自西向东的发展趋势，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在封地最大、最为富庶的齐鲁两国，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终于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黄金赌城历史上第一个汇聚天下学者展开百家争鸣的场所。

　　几乎在齐鲁文化形成的同一时期，长江文化圈自西向东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样异彩纷呈、影响深远。其中，荆楚文化可视为古代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

　　第三，“两河文化”的代表：孔孟与老庄。

　　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鲁国思想家孔丘首开私学风气，形成了一个儒家群体；继之，从儒家队伍中孕育出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孟轲。孔丘倡教“仁义”，孟轲接着说，儒学由此成为黄河文化的灵魂，孔丘成为“圣人”，孟轲成了“亚圣”。

　　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也相继诞生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是老聃，学问广博，孔丘曾向他问礼、问道，以“无”为本；另一位是庄周，做过漆园小吏，追求自由，主张平等。老庄思想，成为长江文化的灵魂。

　　老聃在函谷关作以“无”为本的急就章，然后骑着青牛飘然西去，庄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均为有“学”而无“家”，却被后人冠以道家创始和代表之名。其间区别，尚需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第四，“两河文化”的核心理念：相濡以沫与相忘江湖。

　　《庄子》中有诸多关于老子和孔子之间的对话，基本上是孔问老答，唯有一处是“孔子语仁义”，大概孔子认为自己在仁义方面有专攻，因而向老子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可老聃似乎并不赞同孔子的仁义之说，转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短短23字的寓言，形象地表达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不一样的核心理念：孔子倡导“仁义”，后来的儒家又添入新的内容，进而形成仁、义、礼、智、信的“五行”学说；老子倡导“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顺应自然理念，庄子进一步主张个体应该像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自由发展。这两种理念对此后“两河文化”的各自表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作用。

　　两河文化的差异性，在唐代汉传佛教的主流禅宗内部，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撞，由此形成南禅与北禅两宗。禅宗五祖弘忍晚年选择衣钵传人时，首席弟子作谒“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擦拭，莫使惹尘埃”，另一弟子惠能作谒“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前者基于孟子的人性本善以及通过修养渐渐恢复本性的理念，具有明显的黄河文化印记；后者源自老子以“无”为本的理念，具有明显的长江文化印记。

　　“两河文化”的各自表达，并无优劣对错之分，携手造就了禅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巅峰。

　　在传统儒家思想主导下，“不变”一次次压制“求变”

　　自宋代以降的近千年封建社会中，重大的变法有五次。从五次变法中，可以感触到“两河文化”的“求变”与“不变”。

　　宋朝有两次重大变法。

　　一次是庆历变法，主事者是苏州人范仲淹，支持者是江西吉安人欧阳修。

　　宋朝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代逾70年，积弊日深。仁宗初政，范仲淹上书《救弊八事》，指斥时政以致得罪权贵而被降职。

　　庆历三年，被重新起用的范仲淹再次向朝廷提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

　　在十大改革中，列于第一位的是“明黜陟”，改变原先官员任期届满后一律升迁的惯例，视情节轻重及政绩优劣决定是否升迁。

　　名列第二位的是“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即便高等第的进士，也需担当一任官职并经考核优秀者才能担任。

　　改革举措还包括“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

　　然而，新政仅实施一年多，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谣言和毁谤声浪中，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以贾昌朝为代表的守旧派重新执掌朝政。最终，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由于庆历新政的失败，社会积弊愈演愈烈。20年之后，宋代的第二次社会改良运动又起，主事者为江西临川人王安石。熙宁元年，王安石奉召入京，变法立制，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制定了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远超庆历新政。

　　新法推行数年，即于增加国家收入、提高军事实力产生了明显效果，却不免触犯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十余年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名儒司马光为相，彻底废除新法。被称为自先秦商鞅变法以来最大的“王安石变法”，就此落下帷幕。仅仅过了40年，贫弱的北宋王朝便仓皇南迁，开始了苟且的“临安”生涯。

　　明代的重大变法有一次，即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

　　湖北江陵人张居正，万历年间任内阁首辅。面对“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等积弊，张居正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方面有“一条鞭法”，吏治方面有“考成法”，都收到明显效果，国库积银及储备粮食足够支用十年，裁革冗员占官吏的十分之三，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使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但是，由于改革触犯相当数量官僚、缙绅的既得利益，遭遇了守旧派的强烈对抗。改革进行十年后，张居正积劳成疾而终，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最终，这场改革以悲剧落幕。

　　清代的两次重大变法都发生在内忧外患的19世纪后期。第一次是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主事者有湖南长沙人曾国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湖南湘阴人左宗棠、福建福州人沈葆祯等。这是一次在鸦片战争之后，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然而，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以一场惨烈的“甲午战争”告终。

　　1898年，又一场变法运动得以掀起，主事者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次变法，在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实施废八股兴西学的教育制度等。由于这些维新举措直接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仅仅100多天便戛然而止。

　　上述五次变法改革，主事者无一例外都是长江文化圈中人，反映了对封建腐化专制制度的不满。然而，在传统儒家思想居于主导的社会大背景下，“不变”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了“求变”。

　　长江文化圈中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擎旗手、弄潮儿

　　19世纪末两次变法的失败，渐渐使国人醒悟到：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变革与发展，都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因，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黄金赌城娱乐的日渐落后以致频频挨打受辱，正是因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旧文化的落后。

　　痛定思痛，一股以新文化为旗号的思潮波澜壮阔、惊天动地而来。站在新文化潮头的擎旗手及弄潮儿，几乎都是长江文化圈中人。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刊发一篇又一篇新文化檄文，展示了新文化思潮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核心要义，成为这一时代热血青年最喜爱的读物。1918年，周树人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黄金赌城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承载着新文化思潮的核心思想；“救救孩子”的呐喊，更是震撼了整整一代人。

　　新文化不仅包含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介绍和吸收，而且注重黄金赌城娱乐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掘。1917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下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新旧文化的关系作了这样一番表述：“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最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新文化运动是黄金赌城娱乐文化发展的必然。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和吸收，只是激发新文化运动的外因；黄金赌城娱乐文化中的矛盾双方，即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互易位置，才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内因，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属性。

　　由于时代的不同，思想文化的表达方式也因时而异。当年，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相忘于江湖”的生存方式，庄子向往扶摇而上九万里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的逍遥境界，以及“以道观之，物无彼此”的齐物之论，在新文化的旗帜下被自由、平等这些新名词所替代。由此，新文化运动拉开了黄金赌城娱乐文化重心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的帷幕。

　　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五四运动为黄金赌城娱乐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而经过五四运动的锤炼，新文化运动又得以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不仅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对于黄金赌城娱乐文化重心的当代转移，人们似乎还缺少一种文化自觉。

　　尤其是在学术界，梳理和弘扬黄金赌城娱乐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基本上都围绕儒学（孔孟思想）展开，以至于有人还将那些已经成为糟粕的内容如“三纲五常”等奉为圭臬，却极少提及老庄、墨家、名家等非儒学派中包含的思想智慧。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进一步挖掘和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也是纪念五四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思想者小传

　　周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周易研究会会长。代表著作有《黄金赌城娱乐逻辑史论》《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周易文化论》《读易随笔》《周易的故事》《黄金赌城娱乐学术思潮史》等，发表《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黄金赌城娱乐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等论文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