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光诞辰一千年的时候，重温他的故事，感慨良多。有如苏轼之《司马温公行状》中所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他是7岁便因破瓮救友而名震京洛的机智少年，也是编纂巨著《资治通鉴》的史学家，还是北宋四朝重臣。《宋史》高度评价他：“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光出生，其父司马池时任光州光山县令，“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于是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一生忠厚笃诚，将“君实”作为自己的字，正是提醒自己时时、事事要“实”。有学生向司马光请教修身之道，他说：“其诚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

　　司马光与政敌王安石的交往，更见其诚实。前者保守，后者激进，都竭诚为国，只因政见不同成为“对头”。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回绝：“王安石没有私心！”还多次写信劝谕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在司马光看来：“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深为悲憾。他担心王安石遭受小人的鄙薄和诋毁，当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廷采纳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司马光生于官宦之家，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他在《训俭示康》中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

　　司马光在洛阳闲居时，好友范镇来看他，走进屋内，只见四壁书架上摆满图书，别无他物。床上被褥已经破旧，范镇深感司马光太清苦，返回许州后让夫人做了一床新被子，托人捎给司马光。司马光非常感动，在被头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一直用到去世。

　　司马光做官几十年，只在洛阳有田3顷。妻子去世，家里无钱办丧事，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一朝宰相司马光临终时，家贫如洗，唯有枕间《役书》一卷。

　　“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司马光于物无所好，却“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他在洛阳独乐园编纂《资治通鉴》时，让工匠在园中挖个大坑，砌成一间地下室作为写作之所，冬暖夏凉，又无人打扰，美其名曰“壤室”。同朝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层称“朝天阁”，洛阳人因之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通宵达旦，是司马光的作息常态，他怕自己疲劳睡过了头耽误编书，特意叫人用圆木做成枕头。木枕圆而光滑，稍微一动，头即落枕，人便惊醒，可以继续起来伏案编写，后人称此枕为“警枕”。如此，除了《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著作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书法、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留下了《潜虚》《涑水记闻》《司马文正公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医问》等著作。

　　为此，《宋史》称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

　　司马光20岁就步入官场，当过县官、州官和京官。他又是一位历史学家，通观古今，对治国安邦的方略有深入研究。他秉性刚直，敢于坚持原则，弹劾、批评权臣。1061年，皇帝诏令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兼同知谏院”，给其建言献策提供了平台。司马光赋诗明志：“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致明主，垂拱视生平。”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和施政理念。宋代科举制度基本承袭唐制，注重辞赋的优劣。司马光认为辞赋是文人的事，当官应看重德才兼备。他在《论举选状》中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最后才是艺能。“明经”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主张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1061年，苏辙在科考答卷上批评皇帝不关心边防、沉湎后宫、赏赐无节。胡宿等老臣认为此人狂妄大胆，对皇上不恭，不可录用。而司马光则认为苏辙直陈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优者。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积弊，赞成司马光的观点，苏辙得以被录用。

　　司马光除了关注皇帝修身、皇位继承、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在关注民生，心系民众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等奢侈之风，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书《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王安石变法时，因政见不同，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可见司马光著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种方式，耗时19年终于完成了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二次回朝为相后，朝廷对他非常器重，司马光更是以身报国，不分昼夜地劳顿，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086年，司马光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司马康：“死后仍穿平时衣服，盖上范镇赠送的被子，将灵柩运回老家，予以薄葬。”朝廷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相韩琦盛赞司马光“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