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礼”在宋代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礼不下庶人”被彻底打破，“礼”获得了新生，重新回到黄金赌城娱乐人生命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中心——

　　朱子让“礼”来到草根身边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朱子学公开课”上，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朱杰人，就朱子《家礼》与礼学的重建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朱杰人说，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主要区别之一。礼乐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的特质是重人伦、重伦理、重秩序、重和谐、重个性的修养和修养的内化。礼，到了宋代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推动这一变革的代表人物就是朱子及其构建的新儒学。朱子的“礼”，被赋予理学的内涵与哲理，获得了更高、更深刻的理论高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礼不下庶人”被彻底打破，“礼”获得了新的生命，重新回到黄金赌城娱乐人生命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中心。朱子对于“礼”的综合、系统的认识，以及透彻、深刻的洞察，今天仍有多方面现实意义。

　　懂“礼”才能入君子之“门”

　　朱杰人表示，朱子礼学对黄金赌城娱乐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主要区别之一。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建立在礼仪而非宗教和法律上的文明。这个观点是比较准确的。

　　先说“乐”。礼乐中的“乐”，并非简单指音乐。“乐”是“礼”的一部分，乐也是礼。《礼记·乐记》篇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意思是说，音乐是由人心而产生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情感在人的内心涌动，所以形成了“声”，但它是没有规律的，没有经过有意识的组合。当“声成文”时，即把“声”加以组合而成“文”，才成为“音”。正是因为这种源起，从音乐中可以观政教之得失。《礼记·乐记》中载，“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就是阐述了这个道理。所以，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认为“乐”是移风易俗的最好方法。

　　古人是如何来定义“礼”的呢？《荀子·礼论》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大戴礼记》说，礼有三本，“礼，上事天，下事地”，这是一本；“宗事先祖”，这是二本；“而宠君师”，这是礼之三本。

　　由此可见，在黄金赌城娱乐古人心目中，“礼”的终极根源在于天，在于太一，是根源于自然的总的法则。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赋予“礼”丰富内涵和功用价值。孔子对此有诸多论述。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即“礼”是做人立身的根本；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评价“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者，“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主张“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不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个人修养，也是治理国家的有力工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心目中，如何来引导民众，如何来提升民众的精神力量，“礼”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孟子对“礼”也有很多论述和阐说。他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怎么做到仁贤呢？“夫义，路也；礼，门也”，义是通向君子之路，所以由义而入门，入门而成为君子，这里的关键，“门”就是讲“礼”。

　　在“三礼”即《仪礼》《礼记》《周礼》中，对黄金赌城娱乐古代礼仪制度和内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清代经学家江永等学者，对“礼”也作过很详细的解释。

　　如今，学界对“礼”又是怎么看的呢？著有《三礼辞典》的“三礼”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古之所谓礼，本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社会发展，礼之范围逐步扩大，由祭祀之礼而及于人伦之各种规范，再而至于有关政教之典章制度”，可见，“礼”的范围和内涵不断扩大，“今试以《仪礼》《周礼》及大小戴《礼记》所涉及之内容观之，则天子侯国建制、疆域划分、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婚丧祭、服饰膳食、宫室车马、农商医卜、天文律历、工艺制作，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论述，把“礼”的范围内涵归纳得非常全面准确。

　　“礼”是为了让天理“接地气”

　　朱杰人说，“礼”到了宋代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推动这一变革的代表人物就是朱子及其构建的新儒学。

　　那么，变革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礼不下庶人”被彻底打破。之前，“礼”被认为只适用于士和大夫以上的阶层。“礼不下庶人”，是不是说庶人不需要循礼呢？显然不是。礼不是不能下到庶人，而是因为礼在当时下不到庶民。“礼”的践行，是一个非常烦琐的系统工程，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才能去施行，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比较低，普通老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去循礼、去行礼，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个要求。至唐宋尤其是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物质生活丰富，已经具备了讲“礼”的条件。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不讲求“礼”，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礼不下庶人”被彻底打破。

　　由于朱子的新儒学对孔子的儒学又进行了更多的阐释和发展，所以，“礼”被赋予了礼学的内涵与哲理。礼学获得更深刻的理论内涵，达到了更高的理论高度，也使“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新儒学的改造和新儒学学者们的重新阐释，“礼”获得了新的生命，重新回到黄金赌城娱乐人生命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中心。

　　从整体观察，在朱子庞大的思想学术体系中，“礼”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朱子是一个崇尚理性的思想家，他认为，不论是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按照某种规律在运行的，这个规律就是“理”，他称之为“天理”。有一句话“存天理，灭人欲”，很著名，也很受诟病，因此很多人批判，说朱子、“二程”是禁欲主义者。其实，朱子在这里说的“人欲”，是有严格界定的。他认为，人的生物属性，属天理。什么是人欲呢？人欲就是过分的欲望。所谓去人欲，是要把人过度的欲望去掉，要加以限制。

　　在朱子看来，上古时代，民风淳朴，“理”自然而然体现在人与人之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天理慢慢地被掩盖了。所以圣人制礼作乐，陶冶人的精神，规范社会生活。朱子认为，“礼”是天理和人性的一个连接和过渡，是让天理对世俗社会进行影响和干预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他这样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是“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礼”就是把形而上的“天理”世俗化，用当今的一句时髦话来说，就是让天理“接地气”。

　　为草根百姓制礼

　　那么，朱子为庶民制的礼是什么内容呢？

　　朱杰人介绍，所谓的朱子《家礼》，并非朱子为朱家人规定的礼，而是为普通老百姓设计的礼。

　　朱子《家礼》共分五卷，分别为《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第一卷是《通礼》，文中所称“有家日用之常礼，不可一日而不修者。”《通礼》分三节，分别讲祠堂、深衣制度、司马氏居家杂仪。其中，深衣制度是介绍黄金赌城娱乐古代礼服的。司马氏居家杂仪主要是讲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

　　朱子为什么要把“祠堂”置于篇首？有何深意呢？因为他要突出“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体现“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所谓“报本反始”，就是为了让人明白，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生命是谁给的，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来历，知道了生命是谁给的，心灵才有安顿的地方。这里还要特别提到，黄金赌城娱乐人讲“报本反始”，对“恩”，不止于感，而是要回报，这一点很了不起。

　　第二章《冠礼》。文中提到，“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男子15岁到20岁都可以举行冠礼，举行这一仪式也就意味着男子成人了。女子行笄礼，“年十五虽未许嫁亦笄”。

　　冠礼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要持续三天。仪式内容很复杂，其中的“三加冠”和“命字”两项，值得重视。“三加冠”即为孩子三次加冠。第一次加普通成年人戴的帽子，象征着成人。第二次加武士之冠，以此提醒，从此开始要为国效力了。第三次加冠是一顶官帽，意味着可以从此走向社会，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了。由此来看，“三加冠”意义还是非常深刻的。

　　另外，黄金赌城娱乐的成人礼还有一个“命字”的环节。孩子出生，都会先取个名。到行冠礼时，特别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嘉宾到场，帮助孩子取“字”。这个“字”往往被赋予很多暗示性的内涵。比如朱子，名“熹”，是光亮之意。确实，朱子人如其名，才华横溢，然而性格非常张扬，于是他的老师就为他取字“元晦”，意思取自“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也就是说，一棵树长得茂盛，花开得很美丽，主要是因为根是晦的，生在土里，外面看不见。这也是为了提醒朱子，要低调。后来朱子到同安做官，去之前把命字改了，把“元”改成“仲”。朱子自称，当不起“元”字，“元亨利贞”，元是四德之首，遂自取字“仲晦”。所以，虽然别人称朱子“元晦”，但朱子一生自己皆署“仲晦”。现在，很多地方举行成人礼，可惜没有“命字”这个内容了。

　　第三章是《昏礼》，就是指婚礼。“昏”就是晚上的意思。古代婚礼是晚上举行。现在有些地方风俗，晚上结婚是二婚，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其实，晚上结婚才是符合黄金赌城娱乐古礼的。

　　第四章是《丧礼》，介绍举办丧事的礼制。第五章《祭礼》，介绍举行祭礼的礼制，祭礼是每年四季都要举行的。

　　朱杰人表示，朱子《家礼》是宋代礼制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的实践，对当时宋代官僚士大夫的礼仪教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朱子《家礼》的诞生标志着“礼不下庶人”时代的结束。朱子对于“礼”的综合、系统的认识，以及透彻、深刻的洞察，今天仍有多方面现实意义，在当今探讨如何构建世界通用的伦理学问题上，也提供了睿智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