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东省省会济南市西南长清区孝堂山顶的东汉石祠，是黄金赌城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石祠在历史上被人们与汉代大孝子郭巨联系在一起，因此，又叫作“郭氏墓石祠”。

　　石祠坐北朝南，为单檐悬山顶，两面坡加屋脊，东、西两侧各立一画像支枋石，中立一八角石柱，柱上栌斗置两条拼成一列的画像石枋。祠内有一祭案，中间置一块三角石隔梁，从而形成两开间。屋顶石板上雕有屋脊、瓦垄、连檐等仿木结构构件。

　　石祠三墙内壁、隔梁石东西和下面都刻满画像，引人关注的内容有风伯吹屋、织女、“大王车”出行、“二千石”出行、楼阁拜谒、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韩朋贞妇、泗水升鼎、七女为父报仇等。石祠画像，不论从线条雕刻的刚劲、流利，形象的准确、生动，构图布局的饱满、充实，还是内容表现的丰富、繁多，都说明其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反映了当时的工匠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

　　东汉人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说：“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孝堂山石祠是一座墓祠。墓祠是人们祭祀死者的地方，主要祭祀埋在祠堂后面坟墓里的死者，古代所谓的“上冢”，并不是到坟堆上去，而是在墓地祠堂前祭祀死者。山东嘉祥的武梁祠前专门建有放祭品的“坛墠”，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收藏有王莽居摄二年的“祝其卿坟坛”和“上谷府卿坟坛”刻石，当年也都是墓前的祭坛石。

　　墓祭的礼俗在东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孟子·离娄》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一男子有一妻一妾，他每次出门回来，都是酒足饭饱，妻子问他和哪些人一起吃饭，他回答说是富贵之人。妻子不相信，第二天早起，跟踪丈夫，发现没有人跟她丈夫交谈。她丈夫直接走到城东的墓地里，向正在祭祀的人乞讨食物，一家不够，再到另一家，这就是他酒足饭饱的方法。即“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由此可知，墓祭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较为普遍。墓祭在汉代以后称之为“上冢”或“上墓”。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年轻时曾得一老父赠《太公兵法》，老父对张良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后十三年张良从高祖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到黄石，“取而葆祠之”。“至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由此可知，汉初上冢的礼俗，已经有夏、冬两季的伏祭和腊祭，也就是说有了定期墓祭的礼俗，其出现当在此之前。因此，《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安葬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应非虚言。

　　以上提到的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墓祭，以及时至今日仍在流行的墓祭，都是常人之礼，祭亲友、祭古人、祭名人，是表达哀思，是纪念，是敬仰。两汉时期，经皇帝御批的归家上冢就不同了，在这些意义之外，又加了借上冢，聚会官员宗族，炫耀乡里之意。《汉书·叙传》记载，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著《汉书》的班固的伯祖父班伯为定襄太守，在任一年多，“上征伯。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太守都尉以下会。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北州以为荣，长老纪焉。”《汉书·游侠传》记载，成帝时，齐人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辆，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后楼护为谏大夫，“护假贷，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特别宠信的大臣，上冢之费都由朝廷供给，如汉哀帝宠臣董贤“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盐铁论·散不足》所谓的富人之墓“台榭连阁，集观增楼”，除了供墓主人的灵魂游览外，还当是上冢集会之所。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更是把“归家上冢”当作笼络大臣的重要手段。《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建武二年，诏阳夏侯冯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斋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建武六年，诏舞阳侯岑彭“过家上冢，大长秋以朔望问太夫人起居。”建武十二年，大司马广平侯吴汉“至宛，诏令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光武帝还曾嘉奖宋均，“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后来的皇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建初二年，韦彪行太常，随章帝西巡。“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和帝时，韩棱迁南阳太守，“特听棱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

　　两汉时期，高级官员受诏归家上冢，不仅“乡里以为荣”，而且如历史学家杨宽指出的那样，他们借此机会会集宗族、宾客、故人，作为团结和扩展大族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东汉明帝的上陵礼也是来自大臣的上冢礼：“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不论汉明帝的“上陵礼”是否来自大臣的“上冢礼”，它们都是用于笼络人心，团结和扩展势力的一种手段。

　　据孝堂山石祠里的题记，祠堂主人在东汉早期曾任“二千石”官员，虽然不见于史传，但在当地应较有名气，祠堂内顺帝永建四年的题刻中“叩头谢贤明”的文字可以为证。他的亲人“归家上冢”时，礼制规定的项目当不会少，场面也当是比较气派。而且祠堂建在山顶，一有祭祀活动，山下的乡邻就能看见，甚至在附近的“牧马牛羊诸僮”还会来围观，“乡里以为荣”是极有可能的。

　　（作者系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