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再会窝一声”杭州人的限定时光
原标题：一曲方言说唱刷屏杭州人的朋友圈 听杭州方言说唱乐队回忆青春印记
“为再会窝一声”杭州人的限定时光
最近在一档说唱类综艺节目中，杭州一位说唱选手用方言带来一曲《Love Paradise》刷屏杭州人朋友圈，这让不少人想起“口水军团”——被称为第一支有名的杭州方言说唱乐队。
现在忙着挣钱养家的老苍，21年前，是杭州本土说唱团体“口水军团”的成员之一，杭州方言说唱是他们的特色。我们约在西湖边的茶舍见面。正是周末，他本打算带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到城郊民宿去，却被没完成的暑假作业耽搁，这才来了西湖，勉强算是开学前的放风。过周末前，老苍到南京出差了两天，他在房地产行业做短视频营销，有自己的新媒体团队，又正赶上最近的流量红利，生意做得小有起色。
跟21年前相比，老苍的体重几乎翻了一倍。
老苍本是玩滑板的，遇到下雨天，没法玩了，就举着平时录招用的小摄像机，练一段说唱，再传到论坛上。老董看到了，找到他，邀请他一起玩音乐。
在杭州，“口水军团”的成立已是广为流传的故事——1999年，几个杭州伢儿在路边摊，吃着肉丝炒蛋，嚼着腐皮青菜，聊着嘻哈，“杭州话为什么不能玩说唱？”提议一出，众人响应，乐队成立了，老董是其中一个。
老董找到老苍的时候，因为有成员意外离世，乐队正处低谷。“玩就玩，后面约。”老苍也没多问，当即答应下来。过了几天，老董真的打来电话，“做了一个还不错的伴奏，要不要碰一碰？”
乐队工作室就设在老董的房间。主要设备是一台电脑和一个8元钱淘来的话筒，除此之外，连个耳机都没有，刚装好的宽带是最值钱的装备。老苍第一次见到“口水军团”其他成员，他们盘腿坐着，围成大圈，聊最近听的音乐、看的电影和买的新衣服，不怎么提写歌的事。老苍听了听伴奏，找出纸和笔，也盘腿坐进圈里，开始写词——算是“入伙”了。
用杭州话写说唱词，老苍觉得“酷”。他每天讲的都是杭州话，表达更舒服，能押韵的词语也比普通话少，创作又简单了些。不过，杭州话发声扁平，舌尖音多，不用共鸣腔，没有人们印象中江南吴侬软语的柔和细腻，反而像一块“板砖”，又硬又直。“杭州人其实也安逸，说话都舍不得张嘴。”老苍说，所以，用杭州话贴合音乐旋律有难度，在有的调上就是不舒服。
“口水军团”的歌上传到本地论坛“杭州人家”，也在杭州大街小巷的音像店循环播放，老苍打趣，他们可能算得上是初代网红。但讲杭州话的范围实在太小了。老苍周末去探望奶奶，奶奶家在距离杭州城最北头还有两三站公交车的地方，一下车，他就得更换一套语言系统，那里的人已经听不懂杭州话了。
乐队存续的5年时间里，“口水军团”一共受邀上台演出过3次，有一次是在舟山。“没人听得懂。”老苍回忆，那是一场音乐节，也像是有乐队助兴的大排档，不少吃烧烤的，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们在台上蹦蹦跳跳，台下却空空荡荡，没人驻足观看。
“是不是要放弃杭州话，做更精致的音乐？”“要不多接点演出？不然怎么挣钱。”渐渐的，单纯的“酷”没法再成为理由支撑乐队写歌，成员各自有想法，也都到了需要为生计奔波的年纪。走着走着，2004年，“口水军团”散了。
再聚首，已经是2015年。对于当年的不了了之，5个人都觉得遗憾。他们想最后办一场告别演唱会。
想归想，顾虑和纠结一个又一个涌上来。“会不会演砸了，晚节不保？11年过去了，会不会无人问津？”年轻的冲劲不再，他们开始反复计算投入产出比。不过，他们还是建了个群，叫“口水老板军团”——群里的人，有组乐队开音乐公司的，有做剧组摄影师的，还有一个炒股票的赚了大钱——都算是老板。
试试看吧。他们在某众筹平台发布消息，说“口水军团”回来了。推文上线2小时后，阅读量过10万。老苍知道，这事成了。
音像店老板提供了音响设备赞助，他之前常把“口水军团”的歌从网上下载下来，刻成光盘放在店里卖；演出场地的老板和某连锁餐饮品牌创始人也找来，说当年是“口水军团”粉丝；更多人在众筹平台上交“门票钱”，最高档卖到1288元。最终，演唱会拥进2000多人。最后一首歌，唱了《再会序曲》，“为了当年来不及个再会窝一声（杭州话：为了当年来不及说一声再见）”。
为什么叫老苍？老苍的儿子过来蹭蹭爸爸，我们聊了许久，小孩子不免觉得无聊，老苍朝他努努嘴，示意安静，“我玩滑板时候起的网名叫飞在天堂，太长了，改成fly，这不也是苍蝇的意思吗？年纪越来越长，别人就叫老苍。”
最后一场演唱会也结束了，当年的乐队成员各自奔赴自己的人生，不过，就像“老苍”的青春印记，“口水军团”是很多杭州人的限定时光。
靠方言说唱来保护方言，可行吗？
方言歌曲，青年人的文化新宠！
游汝杰 复旦大学语言学教授
我曾在杭州求学、生活过18年，听杭州话倍感亲切。
杭州话是两宋之交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官话和当地吴语混合而成的方言，历来被称为“半官话”。在吴语区，杭州话自成一小片，仅使用于杭州城区，与周边的吴语明显不同。例如“马、沙”两字，其他吴语都读mo、so，杭州话却读与普通话相同的ma、sa。杭州话的人称代词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也与普通话完全一样。一个人如果有普通话基础，听懂杭州话是比较容易的。
我住在杭州的那些年，杭州话满天飞，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说普通话，我也很快学会了杭州话。前几年我回杭州旧地重游，在西湖边闹市区到处走走，希望多听听杭州话，但见人无数，最后只是在龙井茶叶店里，听到有两位中年店员还说纯正的杭州话。杭州话衰落如此，令人唏嘘。其他地方的吴语方言也呈衰微态势。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涌现许多吴语方言说唱和方言歌曲。例如用上海话唱的《侬好》，用苏州话唱的《姑苏城》，用温州话唱的《山林》等。在一些音乐平台上可以找到许多方言歌曲，涉及上海话、苏州话、杭州话、宁波话、温州话、台州话、江山话等20多种吴语方言。它们或独唱，或合唱，并配以现代音乐，十分动听。有的声乐水平很高，例如上海彩虹合唱团演唱的温州话歌曲《阿妹》等，声情并茂，具专业水准。
其实吴语区的方言歌曲自古就有，各地皆有童谣、民歌、田歌，也有边说边唱形式的，例如苏州的评弹、温州的瑞安唱词。不过这些“吴歌”和“说唱”在节奏快速、悦耳动听、专业精湛、新鲜时尚等方面，显然不能与现代的“方言说唱”相媲美。现代的方言歌曲植根于各地方言和民歌，但增添了现代的音乐和流行元素，有的还穿插英语、普通话，已经脱胎换骨，有可能成为各地青年人喜爱的文化新宠。
新兴的方言歌曲不仅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方言，更有利于增添方言和地方文化的活力。改革开放初期粤语歌曲大行其道，流行全国，这对于增强粤语的活力，作用很明显。上海方言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方言，近年来创作的上海方言歌曲，包括用上海话翻唱的经典普通话歌曲，同样有助于增强上海方言和海派文化的活力。其他地方的方言歌曲和地方文化也皆如此。方言歌曲不仅与方言本身、地方文化相关，也是天涯游子链接故乡的感情纽带。语言、文化及其音乐的多样化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新的方言歌曲的涌现不仅增强了方言的活力，也为现代音乐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
听得“懂”的是音乐，还是方言？
钱程 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非遗项目滑稽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最近，浙江一名说唱歌手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用方言演唱了一首自编的“爱我家乡”的《Love Paradise》，引起了一些人“这也是方言保护的一种方式”的探讨和议论。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说唱歌手显然是十分出色和成功的。如果从“传承”方言的层面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假使想通过这样一首歌曲，让更多人去学去说方言，恐怕有些难以为继。诚如节目中的导师直言：“我听不懂（这种）方言，但我听得懂音乐。必须说，我第一次觉得（这种）方言那么好听！”——听得“懂”的还是音乐，是音乐使这种方言“好听”。
用本地方言来说、唱乡情，从而企盼传承方言，这几年上海也不乏其例，从网络传播或近来电视传播上海方言的综艺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用上海方言朗读中外名诗，有的用上海方言翻唱中外名曲，有的串联上海俗语新编小曲，有的套用流行音乐注入上海特色方言词语进行说唱，更有不少在视频中运用上海方言“讲解”上海各处风貌的……这些作品大都初衷便是“保护方言”，因为内容接地气，方言特征融合得自然，往往引起乡情共鸣，反响良好，不失为保护方言的一种方法。
其实，用方言进行“民谣式”的说唱，从而引起共鸣并让人们体会上海方言味道的做派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曾经流行过一种“时调”，那是专门以吴方言为载体来说唱上海民俗和风情的民谣，它们采用老上海流行的耳熟能详的民间小调，如《醒世曲》《无锡景》《紫竹调》《手扶栏杆调》等，旧瓶装新酒，用吴方言（较多是苏州、上海、宁波方言）来编唱即时的民俗与风光。这种民间说唱短小精悍，与曲艺相互浸润，很受欢迎，并在群众中口耳相传。
我手头收集到老上海出版的《时调大全》（210篇）、《新时调大全》（100篇）就有完整记载，例如，有一篇《上海做人像白糖梅子》，注明“仿山歌调”，歌词有：“山歌好唱口难开，开口恐怕要脱板，白糖梅子好吃里向酸来心里苦，好比现在做人难。做人就像白糖梅，死要面子活受罪……”还有一首《日脚真难过》，套用当年流行歌曲音乐，歌词曰：“近来格市面弄得真糊涂，奸商囤货实在多，百样（物价）格飞涨，呒没便宜货。自来水、电灯火，价钿也涨得大；二房东因此再要加房租，三房客想搬场，外面寻召租；越寻越加大呀，只好进收容所……”
这类“说唱”要发挥“保护方言”的作用，内容、选材得当，方言词语运用恰如其分，是十分重要的。不久前我在龙华地区的幼儿园，听到过一首套用老上海小贩叫卖《小弟弟小妹妹跑开点》旋律，传唱的一首名为《小弟弟小妹妹在一起》的关于垃圾分类的民谣，其中有这么几句：垃圾桶颜色“咖啡色”，专门来放“湿垃圾”；垃圾桶颜色“墨赤黑”，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