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女工绘》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第四部写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书写矿场女工故事的长篇小说。近日，在地坛公园东门附近一家书坊，他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难忘的经历，老是忘不下，这里边就很可能有文学的因素

　　草地：您之前的作品大多写男矿工，很少涉及女矿工。为什么《女工绘》的素材一直放在心里、搁置了50年才付诸文字？

　　刘庆邦：不写不等于把这段记忆忘了。心里存着，一直在酝酿。待成熟了，呼之欲出，于是就把她写出来。可以说水到渠成，刚刚好。

　　一个人有难忘的经历，老是忘不下，这里边就很可能有文学的因素。这段经历正是我忘不下的。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一个人一辈子认识的人并不是很多，让你熟识的人也是有限的。这群女工正是我熟识的人。

　　这么大一个矿，这么多女工，分散在各个岗位，很难接近她们。恰好矿上成立个宣传队，我又是宣传队的组织者，有机会接近她们，跟她们熟识了。全矿有文艺才华的、能唱能跳的、身材和长相都不错的女工挑在一起，成为煤矿一道美丽的风景。作为每一个生命个体，她们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爱、各有各的追求，她们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值得关注，特别值得写，不写就觉得对不起她们，也对不起自己。现在这本书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书里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叫华春堂。她是一个线索性、贯穿性人物，通过这个线索把十几个女工连缀起来。一开始写端阳节，就是为她的出场做铺垫。她在家里处于主导地位，是个主心骨，有不同寻常的心智。《女工绘》也是以她的悲剧告终，戛然而止。

　　一些访谈问为什么把它设置成悲剧性的结尾，首先，悲剧性结尾不是我通过虚构故意设置的，人物原型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且发生事故那天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对我的心灵造成很大冲击，很难忘。另外我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伟大的作品里面都有悲剧的情致，悲剧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朱光潜说过，悲剧比别的文学样式更能打动人。

　　黄金赌城娱乐人长期养成的欣赏戏剧的习惯是喜剧，喜欢大团圆、花好月圆，不大接受悲剧。我觉得悲剧才更有震撼力、更真实、更美，是高层次的美。老是接受喜剧性的作品就显得不够坚强，有些自欺欺人。

　　《女工绘》的悲剧性结尾既符合华春堂的人生方向，也符合艺术的规律，是自然的，不是反自然的，而且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寓意。悲剧是由那个年代决定的。那个特殊年代是不可以忘记的，虽然在书里是作为背景。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容器，都是一个时代的标记。写那一代人，不可能脱离那个时间、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那个时代背景下展现这些人物的命运，有着特殊的认识意义，具有特殊价值。这是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草地：在小说里您称赞华春堂很智慧，对她的评价是肯定的、正面的。

　　刘庆邦：我是很肯定她、很欣赏她的。她的智慧离不开她的社会经验、人生经验。她很聪明，她的聪明是家常的、世俗的，她懂得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她称得上人情练达。这是她跟别的知青不一样的地方。有些知青不懂什么事，有着纯真、浪漫的情怀。华春堂年龄这么小，都懂得人情世故，有心智，有智慧，心很高。这跟她的人生经历有关。她父亲因为锅炉爆炸去世，这对她的成长构成一个转折。她生活本就不幸福，她的苦难使她早熟，早早承担起家庭主心骨这个使命。再加上她又勇于承担，造成了她这种性格。

　　草地：对其他人物，如张丽之、王秋云、杨海平等，她们在生活底层挣扎，同时还要遭受同伴的歧视、打压，生存更加艰难。

　　刘庆邦：那时候的人都被贴上标签。标签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标签，一种是生活标签。政治标签就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贫农，还是工人、商人，先打听清楚。那时候特别讲这个。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非常严重。张丽之家是地主成分，这是她的政治标签。出身不好，大家对她另眼相看，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作风的标签。这个对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女孩子。都是通过“斗私批修”给揭露出来的。如果生活作风有闪失，就被打入另册。本来矿上的女性很少，应该是很稀罕的。物以稀为贵，缺少女性的地方女孩子很受宠才对，但是她们被贴了标签。男矿工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她们，反而被贬低、被讽刺，说很多难听话，其实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原因。

　　人们乐意传这个。井下没有女性，他们特别爱拿女性说事，把女孩子说得很不堪，进行标签化、妖魔化，忽视人家的美貌、才华。女孩子多艰难呀。

　　我写东西从农村开始

　　草地：《女工绘》里的这些女孩子，有您喜欢的类型吗？

　　刘庆邦：这些女孩子都很可爱。在年轻的时候人人都很美。年轻的时候没有丑的，都很可爱。各有其美。华春堂其实也挺可爱的。

　　草地：有个采访说您喜欢张丽之，她很漂亮。那个年代找对象首先考虑是成分？

　　刘庆邦：张丽之很漂亮，很精明，跳舞跳得很好，但就是因为她家成分不好。成分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实际生活当中别人给我介绍过张丽之，张丽之也很乐意，但是我就觉得不行。一说张丽之是地主成分，心里就很排斥。

　　我家是贫农成分，但我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军官，是冯玉祥的部下，被打入另册。当时我吃过很多亏，当兵当不上，入党入不了，很压抑。我曾两次报名当兵，政审都通不过。第二年就绝望了，觉得一辈子完了，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了。痛哭流涕的，甚至……当时绝望了。转机就是招工。当时我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知道这个信息比较早。每个大队只有一个名额。十几年都没有招工了。消息是大队会计告诉我的。本来让我接替他当大队会计，他不想让接替，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说你赶快去找找村支书和大队长。于是我就买了一盒烟，支书吸了一支烟，大队长吸一支烟，等于说同意了。我就去到煤矿当工人。这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命运，吃商品粮，领粮票，发工资。但还不甘心老当工人，就写东西。

　　我写东西从农村就开始了。初中毕业后当回乡知青，觉得干活也没啥出路。当时县里的广播站有个自办节目“广播稿”，播放批判稿。我一听都是别的公社的人写的，从来没听到我们刘庄店公社的人写，我说不妨写一篇试试。当时投稿邮寄不要钱，就借个信封、剪个角，寄到县广播站。名字前面注上“贫农社员”，不这样注的话人家不给广播。没想到，几天后就听到县广播站的广播了。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广播稿。然后接着写了好几篇。这下公社的人就知道我的名字了，然后就参加公社宣传队搞通讯报道。所以我才有了招工的机会。

　　1970年到了矿上，我也发挥了这个特长。矿上也有广播站，于是给广播站写稿。矿上办宣传队，他们打听到我在中学、大队、公社三个地方都办过宣传队，就让我来组织，所以我才有机会接触、认识这么多女孩子。

　　如同改变不了梦境一样改变不了对故乡的记忆

　　草地：在您的作品里，经常使用了一些豫东方言，比如《女工绘》中“母鸡嬎蛋”“支奓起来”“光棍眼子”等词汇。地理场景也是广袤的中原地区。故乡在您的创作元素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刘庆邦：我的故乡河南沈丘，从大的地理环境讲属于淮海大平原，它是我的地域文化源。一个人的文化环境，包括童年记忆、方言，对一个作家的成长起决定性作用。

　　有一年解放军艺术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他们请一些作家写一些地域性的作品，池莉写《武汉故事》，阿成写《哈尔滨故事》，我写《河南故事》。我在序言《改变不了的梦境》里讲：一个人做梦不当家，不知道会做什么梦。你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梦境。我已经到北京40年，但是我现在做梦还是梦到老家，还是梦到我小时候。梦见姐姐、妹妹都还没有出嫁，梦见在老家推磨，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梦见刮大风，我爬到房顶上去压住被刮起来的草。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每次做梦，母亲身体都还是很好的。这就是童年的记忆，想改变是不可能的。它像血液一样在你的骨子里。如同改变不了血液一样改变不了童年的记忆，改变不了你对故乡文化的记忆。所以每一个作家，一开始写作都是从故乡出发，从故乡文化出发。比如说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州，周大新写南阳，我写的都是豫东大平原的生活。

　　基层平民永远是我的审美对象

　　草地：您说过作家要写深切的生命体验。

　　刘庆邦：作家刚开始写作时，往往选择写自己的人生经验，写深切的生命体验。托尔斯泰说过文学有三个要素，第一要写最深切的生命体验。第二要有世界性的胸怀和目光。这指一个作家的思想性。第三要找到自己的语言。他强调了体验、思想性、语言，我特别赞成他的观点。作家一开始写作都是写生命体验最难忘的、最深切的东西。

　　我一开始也写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女工绘》的素材在我心里放了几十年，终于还是把她写了出来。

　　我写的东西大多是基层劳动人民，或者说平民，比如工人、农民、矿工，比如城市平民、打工者，像保姆、手艺人等。我对他们有兴趣。他们是我的审美对象。看到吹糖人的，我也站那儿看看。捡废品的老人，我也会关注一下。到城里卖荷花的、卖蝈蝈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有时听见路边拉坠子胡的，是河南乡音，我会站在那儿听一轮，然后往茶缸里放点钱。这些人能触动我。因为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在农村长到19岁，后来去井下挖煤，这些都是最基层的生活。因此我对普通劳动人民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从来不写官场、现代职场，也不写娱乐场。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不是我的审美对象。跟他们好像有一种隔膜性的东西。我一动手写就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女工绘》也是这样，他们都是普通的矿工。

　　我的勤劳来自母亲的基因

　　草地：您著作等身，一定有一般人做不到的勤奋。

　　刘庆邦：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谈到自己有两点优势，第一个是人生经验的优势。我出生在1951年，很多事情我都经历过。我又有当农民、矿工的经历。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家遇到了一些瓶颈。所谓瓶颈就是资源用完了，没什么可写的了。我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时候我还在写最宝贵的人生经验，创作资源丰富。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比较勤奋、勤劳。这是继承了我母亲的遗传基因。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懒人”，上面有两个姐姐，家务活从来不干。底下还有个妹妹，放羊的事都是妹妹干。我的任务就是读书。恋爱、结婚之后，写作之后，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我身上发挥出来。我每天四点起床写东西，大年初一也不间断。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更对自己的勤奋和意志力充满自信。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战胜自己。跟农民种地、矿工挖煤一样，不怕失败，不怕别人说自己写得多。一个人的勤劳有可能得不到回报，但是它永远构不成耻辱。勤劳什么时候都不丢人。

　　李洱说我还有个优势，就是记忆力特别强。他说莫言看了我一篇小说，特别赞叹说：记忆力那么好，好多事我都忘了，看了刘庆邦的小说以后又重新唤起了记忆。莫言谈了一个细节：一个女的买了一辆自行车，舍不得骑，就把自行车包起来、缠起来。他说他都忘了，看到我的小说又想起来了。看来我的小说能激发别人的记忆。

　　说我记忆力好，我也没承认。每个作家记忆力都好。记忆力不好肯定当不了作家。这是作家的共同优势。记忆力是作家的第一性，因为写作是一个回忆状态，肯定要调动自己的记忆。有些记忆，不写的时候处在沉睡状态，一旦写了，就会被唤醒、被激发，从无效变成有效。

　　勤奋特别重要。勤奋来自一个人的意志力。人有三种基本力量：体力、智力、意志力。这三种力量是相辅相成的，谁离开谁都不行。平常人只重视体力和智力，对意志力重视不够。其实，意志力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关键。意志力就是战胜自己。

　　想为“短篇王”摘帽

　　草地：说您是短篇小说之王，您还想摘帽？

　　刘庆邦：我一直想摘帽，摘不掉。我在北京或者外地参加活动，别人一介绍就说：这是我们当代的短篇小说之王。我从来没有得意过。不舒服、不自在。有时候说不敢当，就是写得多而已。我不想拿这个“短篇小说之王”来说事。我对记者说，这是别人对你的激励、抬举，自己千万不可以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拳击有拳王，踢球有球王，但是写小说没有“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王”和“亡”是同音。谁要当“王”，谁就离灭亡不远了。我说得已经非常严重了。所谓“短篇王”，就是一个纸糊的高帽子，雨一淋，纸就泡汤了；风一刮，帽子就随风飘走了。我想摘掉这个帽子，可是摘不掉，传得还越来越广，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有时候我说我的长篇和中篇写得也不错呀，光说我的短篇，把中篇和长篇都遮蔽了。要说影响，中篇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神木》拍成电影《盲井》以后，翻译成很多文字，影响很大。我已经写了12部长篇，2017年出版的《黑白男女》得了黄金赌城娱乐好书奖、鄂尔多斯文学大奖、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2019年出版的《家长》被《长篇小说选刊》和《当代》评为2019年全国五佳长篇小说之一，并获第二届南丁文学奖。但是仍然被称“短篇王”。

　　最近我追溯一下“短篇王”的帽子命名从哪儿来的。最早是王安忆说的。她在《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序言里说：“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持续地写这样的好短篇。”她这句话也有排他的意思，但她没有说我是“短篇王”。

　　李敬泽说过：“在汪曾祺之后，黄金赌城娱乐作家短篇小说写得好的，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他的短篇显然是越写越好。”

　　最早说“短篇王”一词的是“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老师。2001年，短篇小说《鞋》获得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短篇小说《小小的船》获得了《黄金赌城娱乐作家》杂志的精短小说征文奖，从绍兴回到北京第二天就领了这个奖。领奖时，崔道怡老师代表评委点评发言。当听到他说“被称为黄金赌城娱乐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时，我吃了一惊。后来，时任黄金赌城娱乐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写了一篇文章《致刘庆邦的一封信》，发在《文汇报》上。张锲说：“当听见资深编辑家崔道怡同志说你是黄金赌城娱乐当代短篇小说之王，连我这个一直用亲切的目光关注着你的人也不由得吓了一跳。”这些都非常确凿地证明，第一个说我是短篇小说之王的人是崔道怡。从此就传下来了。

　　把这个来历说出来有史料价值。我首先要感谢崔道怡老师对我短篇小说的肯定。如果没有他的肯定，也许我写着写着就不写了，也许我也去弄电视剧去了，也许去干别的挣钱的事情去了。我要对得起崔道怡老师的评价，不辜负他的希望。所以短篇小说我一直在写，迄今为止已经写了300多篇、300多万字，出来12卷本的短篇小说编年。

　　我写了300多篇，没有一篇废稿。有退稿，没有废稿。比如先给了一家，没采用，又给另外一家，发了。没有砸在手里的。

　　好多作家遭遇了退稿。我的第一篇是1972年写的，1978年发表。因为没有刊物可发，都停了，一直放了6年。我拿给女朋友看，女朋友说不错，就没舍得扔，放在一个破箱子里。之后就没再写小说，写新闻报道去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各地的刊物开始办起来了。我看到《郑州文艺》上发表的小说，突然想起来我的小说。翻出来看看，纸都脆了，字迹也有点模糊了。看了一段，有点感动，觉得跟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比也不差，好像还更好，于是重新抄一遍，润色一下，就近寄给《郑州文艺》。《郑州文艺》收到以后，先外调、政审。那时候正揭批“四人帮”，如果我是帮派人物还不能发。矿上宣传部给我写了一纸证明，证明我没啥问题，然后发在《郑州文艺》1978年第2期的头条。《面纱白生生》，写矿上女工勤俭节约的故事。现在想想，像写好人好事，但写得挺动感情。很简单的一篇小说，好在是写我熟悉的生活。

　　等于说一开始我的路子就走对了，没有走弯路。从此就写开了，然后就调到北京来了，很幸运。煤炭部当时有个刊物《他们特别能战斗》，是毛主席的话。后来改成《煤矿工人》杂志，再后来就变成《黄金赌城娱乐煤炭报》。我在报社干了十九年，副刊部主任就当了十年。

　　草地：在媒体工作期间是不是写了大量作品？

　　刘庆邦：那时候写得不多，上班，哪有时间呀。白天一天开会，有时候看大样。我编稿子都是红毛笔编。上班一天，晚上没精力写。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先写两三个小时再去上班。一个短篇能写一个月，一天写一点。

　　2001年，正好五十岁，我调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才开始有大块的时间写长篇。正想写东西的时候，北京作协要进专业作家。刘恒我们俩一块去的。刘恒、刘震云，我们被称为“北京三刘”。刘恒主要是影视，震云一边写小说，一边跟冯小刚合作写剧本。只有我自己没有涉足影视，而一直抱着小说不放，不改初衷，真正的慎终如始。虽然挣不到啥钱。

　　草地：如果涉猎太多领域，是不是不太容易做到极致？

　　刘庆邦：一旦去了影视就很难再回来。思维不一样。刘恒跟我说：你好好写你的小说就行了。他说他现在已经回不来了，一写就是影视思维，画面、对话，表面化。小说创作是心灵化的，表现的是内心世界。

　　读书有“无用之用”，也有实际用处

　　草地：《女工绘》中写男主人公魏正方从学校图书馆“偷书”的情节是真实的吗？

　　刘庆邦：那不能算作偷，太难听（笑）。以前还有人烧书呢，学生一人抱一大摞书到街上去烧。什么毒草！凡是外国的文学作品都是毒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说成毒草。我那些同学，打着红旗，走到街上，书往那儿一堆，撕撕就烧了。图书馆也没人管了。然后我自己就拿一些书。

　　草地：是您救下了那些书。

　　刘庆邦：也可以这么说吧。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青春之歌》，印象非常深。有人问读书到底有没有用，我说有用，有“无用之用”。读书对人的气质、素养产生影响。读书也有实际用处，《青春之歌》对我的激励就很大。林道静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袭白裙，带着乐器，自己坐火车去北戴河。写得真美。“文革”大串联的时候才十五六岁，好多人都不敢出去，父母也不让出去，我就想起林道静，人家一个女孩子都自己出行，于是就非常勇敢，不但到北京，还到了南方。

　　到煤矿工作后，没带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铺盖卷儿，就是卷在铺盖卷儿里的一些书。如果铺盖卷是一棵白菜的话，那些被视为宝贝的书就是“白菜心儿”。在赶赴煤矿的路上，“白菜梆子”有可能被雨淋湿，“白菜心儿”不会被淋湿。宁可不盖被子，也不能没书看。这个细节在《女工绘》里也有描述。

　　草地：《女工绘》中有读《红楼梦》的情节，魏正方把《红楼梦》带到矿上是真实的吗？您对这些女孩子的悲悯之心，与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怜惜之情是否有一定关系？是否受《红楼梦》的影响？

　　刘庆邦：这个细节是真实的。我带到矿上的书有《红楼梦》。我最喜欢读的就是《红楼梦》。它不光是在黄金赌城娱乐、在全世界都是一部好作品。我读了好几遍。第一遍我不读那里面的诗，后来觉得诗越读越好，《红楼梦》最精华的部分就在诗。好多诗我都会背。我用小楷把诗歌抄下来，一边抄一边记。

　　《红楼梦》的诗意化程度非常高，是一个高峰。现在我们之所以达不到那个高峰，就是因为对诗的造诣没那么深。《红楼梦》里的诗歌跟人物、情节、细节完全融合在一起，跟文本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是分离的。比如流水填词，一个人填一段。《红楼梦》中的每一个女孩子性格都不一样，黛玉比较悲观，“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宝钗是“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跟黛玉完全不同。它的诗歌跟人物性格、命运融合在一起。《金瓶梅》里面也有诗，写一段就有个“有诗为证”，跟文本是分离的状态，以诗来证明它的内容。

　　我把《红楼梦》带到矿上，他们很稀罕，也成了一条罪状。当时《红楼梦》也是大毒草。你还敢看，还敢借给别人！对我人生的影响都挺大。

　　读书也需要天分。好多人说写作需要天分，其实读书也需要天分。有些人天生就是读书的料，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就是看不进去。我向矿区一同事推荐《红楼梦》，他问我《红楼梦》好不，我说当然好啊。我把《红楼梦》的第一册拿给他看，但他就看不进去，觉得太琐碎了。其实他没有耐心，静不下来心，欣赏不了那种细致之美。过段时间我问他看了吗，他说正看着呢，刚看个开头。过一段时间我再问他，他还说正看着呢，其实就是没兴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算了，别再把我的书弄丢了，我就找人把书从他的床头拿走了。后来问他，他还说正看着呢。我心想你看什么，我都拿走了（笑）。后来跟他要，他说找不着了。我说你得赔我。他说好，到时候给你买一套。说明他就读不进书。这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我悟出，读书也是一种能力，读书也需要天赋。有人觉得读书是个享受，走神儿，放飞生命。有的人就读不进去。我这辈子就是命该享受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