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在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上，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部署新阶段工作任务时明确提出，对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对标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战略任务就是要实施社会文明促进和提升工程，构建和完善新时代艺术创作体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旅游业体系、现代文化和旅游市场体系、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体系。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建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工程。”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各大部委下面都有管辖的“文化遗产”，包括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城镇和乡村遗产、历史地名遗产等，如住建部负责历史文化名城、工信部负责工业遗产、农村农业部负责农业遗产、商业部做老字号保护与促进工作、自然资源部负责国家公园风景区等。“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宽阔的视角和更加宽广的思考维度。”他建议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在抓好主体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强与其他部委的协调，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和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宏大的文化遗产体系。

　　在文化遗产的“系统化”“体系化”保护利用实践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做法极具代表性。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文化艺术专委会副主任徐丽桥提早准备好了《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政策建议》。

　　2019年7月，《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正式通过并进入实施阶段。“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与建设是对国家公园体系的丰富与创新，既契合黄金赌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资源禀赋，有利于发挥黄金赌城在全球中的文化比较优势，同时也形成集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和文化生活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空间，适应新时代人民对高质量文化生活的需求。”因此，徐丽桥建议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除了长城、长征、大运河等大型国家文化公园外，凡是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均可考虑发展成为国家文化公园。“我们还可以依托中小规模的国家重大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一批诸如黄帝陵、炎帝陵、孔府等‘小而精、精而专、专而特’的中小型国家文化公园，从而形成大、中、小规模兼具，结构合理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徐丽桥说。

　　“要建立‘全域文化，统分结合’的思维。”徐丽桥认为，大型国家文化公园可以追求“统一文化主题、统一管理、统一标准”，但不宜过度追求“统一经营、统一发展”，而应因地制宜，调动各地的积极性并突出地方特色。同时，她还建议加强资源普查和规划，编制《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发展规划》。对于国家文化资源关联空间和衍生产品，鼓励依托市场力量，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旗舰文旅企业，并依托企业成立国家文化公园发展基金。“总之，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形成中央统筹、规划引领、部门联动、地方主体、产业融合、市场繁荣的国家文化公园发展格局。”

　　同样，对于非遗的活态传承，也需要走体系化之路。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郑晓幸建议加强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构建非遗保护共同体，促进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强化非遗与设计、科技双向融合，推动非遗与制造业跨界融合，把非遗保护传承利用与乡村文化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与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相结合，培育一批具有独立知识产权、深受老百姓青睐认可的非遗衍生品、民族地理标识、区域文化品牌。

　　郑晓幸还提出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生态社会圈。他建议国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联席推进领导小组，加强资源挖掘和开展对抢救性记录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保护工作。“应当整合业务部门、非遗保护协会、非遗传承人、非遗企事业单位、文化创意企业、民营文化商会协会、旅游相关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建立非遗系统性保护联盟，吸纳更多企事业单位参与其中，构建非遗保护传承的生态社会圈。”他同时建议强化社会分工协作，发挥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兜底作用、企业在非遗利用中的骨干作用、协会在非遗传承中的连结作用，构建非遗“保护、传承、利用”联动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