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为啥较少提及荀子
战国最后一位大儒荀子有一个著名的学生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老子同传,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翻阅《韩非子》全书,韩非对老师荀子的称说极少,却并非不取用荀子之学说,而是将其理念潜化于书中。
例如,《说难》篇就取用了《荀子·非相》“凡说之难,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的旨意与用语;《孤愤》篇就化用了《荀子·君道》“人主有六患”之说。
又如,韩非与其师一样认为人性本恶,“好利恶害”且“喜利畏罪”。《荀子·非相》云:“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韩非在《五蠹》篇里也同样认为:“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了解到韩非采用师说、承袭荀子之意,对正确理解《韩非子》文意就会有帮助。
《韩非子·有度》说到荆、齐、燕、魏四国之“亡”。有学者点评:“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那时韩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见《韩非子》绝非原本,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东西。”其实,韩非所说的“亡”,实本于荀子之说,是指君主权势衰微、不能掌控国家大权之意。
上述种种,皆可推论韩非虽然较少提及荀子,却并非傲慢不逊、弃之不顾,反而是对荀子之说有所取资。
不过,《韩非子》多提及的是老子,不仅有专门解释《老子》的篇章,而且在其他篇章中也常称赞和引用老子的论说。对此,司马迁给出的评价是,“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其实,不仅韩非“归本于黄老”,就连他的老师荀子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这和战国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相关。
战国后期,黄老道家和阴阳家思想盛行。荀子所论之“天”已与孔孟之侧重道德义理、位格化的“天”有本质的区别,而相对侧重于道家自然之“天”。
同时,荀子进一步提出人性本恶,主张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故主张“法后王”和“人治”,其论礼已有外化于法的倾向。
韩非从荀子问学起步,在此基础上集道家、法家学说之大成而成一家之言。韩非多称说老子,主要是学说之重心使然。老子学说是其构筑法术学说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有所扬弃。
比如,老子所说的道,是一种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假想物,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韩非从这一点加以引发,认为道既然产生万物,那么也就是判定万物是非的准则,所以“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韩非认为,道作为整个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支配着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它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就是顺自然之道而立的,反映社会现实要求、指导各种社会活动的“法”。
老子主张因顺自然而虚静无为,放手让民众“自化”“自正”,让社会自然发展,反对人们对社会的强行干涉。韩非所说的虚静无为,则是要臣民遵守顺自然之道而立的“法”,君主在臣民依法办事的情况下虚静无为,即“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
由此生发,就要求君主“有智而不以虑”“有行而不以贤”“有勇而不以怒”,应该利用臣下的智慧、才能和勇力。这样,就是“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郭博文 )